河洛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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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漢墓壁畫中的漢代社會

   韋娜

 
  (洛陽歷史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洛陽471000)
 
  摘要:洛陽漢墓壁畫,題材豐富。西漢壁畫的“羽化飛升”和“驅疫逐邪”,描繪當時社會喪葬活動,表達了羽化飛升的喪葬核心理念;天宮星辰天象圖,繼承中國傳統的天體“二十八宿”的學說,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天體的認知水平;東漢“車馬出行”、“宴飲樂舞”圖真實描述當時社會官宦的仕途、莊園生活。是東漢時期莊園經濟,門閥士族產生而形成的新的思潮在藝術領域的表現。
 
  關鍵詞:洛陽漢墓壁畫漢代社會
 
  洛陽出土的兩漢墓葬壁畫[2],以其豐富的內容和古樸且精湛的藝術表現引起學人的重視,我在近10年的臨摹工作中不斷思考和研究,頗有收獲。本文僅研究洛陽出土漢墓壁畫所反映的兩漢社會生活,它既包括當時社會的物質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
 
  一、“羽化飛升”和“驅疫逐邪”反映西漢社會的喪葬理念
 
  羽化飛升、驅疫逐邪的描繪是洛陽西漢墓葬壁畫的主要題材。如洛陽老城西北卜千秋墓[1]、燒溝61號墓[2]、八里臺壁畫墓[3]都發現這一題材的壁畫。如卜千秋墓壁畫墓,由墓道、主室和左右耳室三部分組成。壁畫繪于主室前壁上額、墓頂平脊和后壁三個部位,其中墓頂平脊上20塊特制方磚上繪制墓主升仙圖的主體圖案,由日、月、伏羲、女媧及四神組成一幅天上的仙境世界。男女墓主在持節仙人引導下,乘仙鳥和龍舟凌云飛升,門額上繪人首神鳥亦是天上仙境世界的組成部分,主室后壁繪一怪獸,豬頭大耳,雙目前視,應是古代文獻記載中的神化了的驅疫逐邪人物——“方相氏”。燒溝61號壁畫墓,墓葬結構大致與卜千秋墓相仿,壁畫題材也包括墓主羽化升天和驅疫逐邪的內容。該夫妻合葬墓的中后室東面的山墻上有三塊畫像磚。中央豎長形磚下部畫門楣,門上有鋪首,門敞開,當象征天門即閶闔門,門楣上有斜格紋窗,窗上并列五枚壁玉,可能象征五曜——水、火、木、金、土五星。左側三角形磚上為一頭戴斗笠,手握御龍轡的男子乘翼龍圖案。右側三角形磚上為一女子乘翼龍圖案。這是一組“夫妻一體”的透雕畫像磚升仙圖,只是在藝術表現形式上與卜千秋夫妻升仙圖有所不同。在墓室后壁繪有一位熊首人身著衣怪獸和八位人物食肉飲酒的場面,有的學者認為是與打鬼驅邪有關儺戲飧事圖,這位著衣的熊首人身的怪獸就是古代文獻記載中的“方相氏”。
 
  祈禱人死后羽化飛升的思想大約起源于戰國時代,盛行于秦漢。屈原《楚辭·遠游》:“仍羽人丹邱兮,留不死之歸鄉”,西漢初年黃老“無為”哲學盛行,祈望死后乘龍飛升的思想為世人所推崇。根據《漢書·禮樂志》記載,漢武帝作《郊祀歌》,深信乘龍可以升天,“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郊祀歌·天地》);還相信乘天馬也可以上馳升天,“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來,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郊祀歌·日出入》)。應該這樣認為,這種羽化飛升的思想貫穿在漢代的喪葬制度中。在漢代中晚期出現的羽化飛升題材的壁畫,顯然是繼承了西漢早期墓內棺上覆蓋帛畫和漆棺畫的羽化飛升的題材,例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和山東臨沂金雀山漢墓帛畫的乘龍飛升的題材,著重表現祈禱墓主死后羽化升天的愿望。所以,在西漢墓葬壁畫中頻頻出現社會權貴豪右幻想死后羽化飛升的主題,正是漢代社會思想的反映。
 
  根據漢墓壁畫中的驅疫逐邪的內容,當時的喪葬制度中還應舉行驅疫逐邪的打鬼儀式。而在這儀式中,扮演打鬼驅邪的主要人物就是“方相氏”。據《周禮·夏官司馬·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楊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洛陽燒溝61號漢墓壁畫中的著衣的熊首人身的怪獸,無疑就是文獻記載中“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楊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職掌驅除疫鬼和山川精怪的方相氏。
 
  根據漢墓壁畫,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驅疫逐邪和羽化飛升是漢代喪葬制度的核心思想。
 
  二、“天象星宮”和“日月辰宿”反映西漢社會的天文認識
 
  在洛陽出土的漢墓壁畫中,繪有天象星宮和日月辰宿的壁畫墓葬有洛陽淺井頭西漢壁畫墓[4]、燒溝61號墓、金谷園村新莽時期壁畫墓[5]和偃師新莽壁畫墓[5]等。淺井頭西漢壁畫墓在墓頂平脊上繪朱雀、伏羲、太陽、白虎、雙龍、仙雀、二龍穿壁、神人、月亮、女媧等。燒溝61號墓的前室平脊上,在12塊長方形磚上描繪出一幅長約3。5米、寬約0。35米的日月星云圖像,畫面上繪的是日、月和11個星座。日月星座間紅色云氣繚繞,似覺星辰流動,極富韻律變化,它將群星融為一體,恰當地渲染了日月同輝的神秘天界氣氛。金谷園村新莽時期壁畫墓將《史記·天官書》中的“東宮蒼龍”、“南宮朱雀”、“西宮咸池”、“北宮玄武”以圖像形式表現于壁上,或人頭鳥身、或鳥頭人身、或人頭獸身,這些妙趣橫生的擬人、擬物的抽象描繪,賦予一幅幅天宮星象圖別具一格的靈氣。偃師新莽時期壁畫墓,第一幅圖在墓室勾欄門之上的橫額處,中間繪瞪目熊頭,盆口利齒,女媧居左,人首蛇身,雙手托月,月中桂樹。伏羲居右,人首蛇身,雙手托日,日中金鳥。第二幅圖在中后室之間的橫外額上,上為西王母,下為祥云瑞獸,兩側三角形空心磚上各繪一展翅朱雀,圖形對稱,畫面具有天宮河漢的神話內容。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教授曾對洛陽燒溝61號墓的天宮圖作過精辟的考證。認為前室的脊頂上繪日月星辰象,以象征前室是住宅中的露天庭院。通過研究這些星辰圖,認為是從漢代天官所區分的“五宮”中,每“宮”選取幾個星辰用以代表天體[7]。這些天文圖象盡管帶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有的屬于示意性質,又由于這些繪制壁畫的畫工不是專攻天文的學者,但總體上也應該是能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天體星宮的認識。眾所周知,漢代農業已經相當發達,為了不誤農時,人們自然十分注重一年四季的星辰變化,逐步加深對天體的認識,《史記·天官書》應該是當時社會對天體星宮認識的總結。現在我們推敲諸如壁畫墓中西漢天宮圖的內涵,無疑應以《史記·天官書》作為研究的主要文獻依據。在這里我特別要指出的是,1987年在陜西西安交通大學院內發現的西漢上林苑遺址的西漢墓中的《二十八宿天象圖》大型彩色壁畫,它是我國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繪制最完整的天象圖壁畫。二十八宿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家觀測天象及日、月、五星在天空中運行而選擇的標志。西安交通大學出土西漢墓中的《二十八宿天象圖》,所繪二十八宿與《史記·天官書》的記述基本相同,并加繪形象生動的人物、動物圖像以表示各星宿的名稱,使觀者一目了然[8]。
 
  三、“車馬出行”和“宴飲樂舞”反映東漢社會的官宦生活
 
  車馬出行和宴飲樂舞是洛陽東漢壁畫墓中最常見的繪畫主題。在洛陽玻璃廠東漢壁畫墓[9]、密縣打虎亭東漢壁畫及畫像石墓[10]、偃師杏園村東漢壁畫墓[11]、洛陽石油化工廠東漢壁畫墓[12]、新安鐵塔山東漢壁畫墓[13]和洛陽朱村東漢壁畫墓[14]中均發現圍繞車馬出行為主題來展開的畫卷,少數墓中還見有豪門宴飲樂舞圖。
 
  車馬出行圖保存最完整的當屬偃師杏園村東漢壁畫墓。該墓為橫前堂縱后室的磚室墓,車馬出行壁畫繪制在前堂的南壁、西壁和北壁,寬0。6米,上下用紅色界線作欄緣,前后銜接,長達12米;窄長的出行畫面繪出9乘安車、70個人物和50余匹車馬。其中保存較為清晰的人物、馬匹約10處。整個壁畫大致可以分為前導屬吏、墓主和隨從三組。第一組畫面占有南、西兩壁,計有前導車3乘,騎吏23人,伍伯4人。位于前甬道北出口兩側的伍伯4人手擎旌旄徒步分列左右,為前導;后隨騎吏8人,分左右兩列,騎吏二目正視,八字胡須,氣勢威武;騎吏之后為一步卒護衛一乘上飾寶蓋的安車,步卒左手執杖,右手舉便扇(摺扇之別稱);安車上2人,御者居右;再后為騎吏6人和步卒1人引導第二乘安車。第二組位前堂北壁的西段,為墓主主車,計有安車1乘,前后簇擁騎吏12人、伍伯6人。主車前6騎吏、6伍伯,分左右兩列,伍伯執杖舉便扇,騎吏中左列(畫面下方)的最后一騎吏作側身回首催促或招呼狀,加強了隊伍前后的呼應之感;車中墓主居左,御者攬轡牽韁居右;主車之后的騎吏6人分左中右(畫面上中下)三行排列。第三組位于北壁東段,計有安車5乘,騎吏10人。
 
  偃師杏園村東漢壁畫墓出土的車馬出行圖提供了研究東漢車輿制度相當完整的實物資料。《后漢書·輿服志》:“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后并馬立乘。”我們認為,畫面上主車之后的5乘安車,前4乘有單騎護衛,或4人或2人,可能包括主簿、主記的兩乘安車。其余安車可能為墓主家眷、隨員。
 
  車馬出行圖畫面上的墓主、伍伯、騎吏皆戴平巾幘,可證《后漢書·輿服志》“平巾幘為上下通服”的記載。畫面上導從屬吏在主車前分乘3輛安車,與《后漢書·輿服志》所記載的“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中“三導車”吻合。墓主車前騎吏6人,伍伯6人,與《后漢書·輿服志》記載的“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有異,有待學者深入研究。總之,這幅長達12米的畫卷,攬韁驅馬的御者和赫赫揚揚的華車駿馬,組成了一幅宏大、生動而瑰麗的畫面展現在世人面前,成為研究東漢官僚貴族生活和東漢輿服制度的圖畫資料。
 
  洛陽玻璃廠東漢壁畫墓壁畫,繪在北壁東側、南壁和東壁。出行圖在南壁,宴飲圖在東壁且畫面完整,出現男女墓主人端坐榻上對飲的形象。榻后屏風曲折,后有待仆露頭竊視,榻前1仆人侍立恭候。而密縣打虎亭2號東漢壁畫墓的北壁上部繪有宴飲樂舞百戲圖,幅寬7。26米、高0。95米。畫面上邊繪有彩色帳幔,畫左邊繪紅底花色廡壁頂式幄幕,其后并列4旗,前有大案,案上置朱色杯盤,案旁端坐2人,為墓主宴飲。兩旁各4個衣色不同的侍者。案前繪有或跪或立的人物。自左向右上下兩邊,各繪一排貴族人物,身著不同色彩的袍服,跽坐于席上,席前擺有杯、盤、碗、箸之類飲食器具,一面宴飲作樂,一面觀看百戲。席間繪有跳丸、盤舞、吐火、奏樂等百戲表演。全幅繪人物78人,畫面寬闊,構圖嚴謹,色彩富麗,人物描繪惟妙惟肖,是一幅充滿生活氣息的佳作。在洛陽東漢壁畫墓中,新安鐵塔山漢墓壁畫中還繪有建鼓和伎樂圖。
 
  樂舞雜技,不僅僅是東漢,而應是整個兩漢時期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樂舞雜技,亦稱為百戲,內容極為豐富,包括有雜技、歌舞、演奏、假形粉飾等等。兩漢時期,百戲風靡城鄉,普及王族官家甚至庶民百姓。漢王朝專門設立宮廷樂府機構,任命樂府長官——樂府令。漢成帝之時,樂府之中“凡有典領倡優伎樂蓋有千人之多”(桓譚《新論》)。據《漢書·武帝記》記載,武帝元封“三年春(公元前108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采觀”,可見皇家百戲場面之宏大。皇家如此氣勢,豪門也不遜色,“倡謳伎樂,列乎深堂”(仲長統《理亂篇》),及至民間,也是“齊童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張衡《南都賦》)。在洛陽東漢壁畫中的百戲表演正是兩漢時期歌舞雜技藝術大普及大繁榮的真實寫照。
 
  密縣打虎亭2號墓中室下部還繪有五幅14人的大型侍女圖,北耳室還刻繪有迎送賓客和宴飲圖,在東耳室刻繪庖廚圖。另外,密縣后士郭漢墓(15),其小幅壁畫所繪的人物包括有斗雞、起居、攀談內容,尤其是出土的陶倉摟上的壁畫收租入倉圖,真實記錄了當時地主收租的情景。
 
  總之,從洛陽地區出土的東漢壁畫墓中的壁畫,無論是車馬出行圖、宴飲樂舞圖、還是侍女圖、庖廚圖、收租圖等等,車馬屬吏、侍女仆人,都表現了墓主的顯赫身份和腐化奢侈,真實地記錄了當時封建官僚地主的仕途生活和莊園生活。
 
  四、余論
 
  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第一個發展時期。自西漢統一中國后,漢承秦制,實行中央集權,采取了輕徭簿賦、鹽鐵專賣、興修水利諸多政策,發展生產。至漢武帝時,當時社會已經是“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貲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阡)佰(陌)之間成群”(《漢書·食貨志》)。經濟的發展促進著藝術的繁榮和進步。西漢自經歷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崇儒術”的意識形態改革以后,洛陽出土西漢中晚期、新莽時期的壁畫,無倫從壁畫內容,還是壁畫所要反映的意識觀念,都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的那樣,“以儒學為標志,以歷史經驗為內容的先秦理性精神也日漸濡染侵入文藝領域和人們觀念中,逐漸融成南北文化的混同合作。楚地的神話幻想與北國的歷史故事,儒學宣揚的道德節操與道家傳播的荒忽之談,交織陳列,并行不悖地浮動、混合和出現在人們意識觀念和藝術世界中。生者、死者、仙人、鬼魅、歷史人物、現世圖景和神話幻想同時并陳,原始圖騰、儒家教義和讖緯迷信共置一處……。從而這里仍然是一個想象混沌而豐富、情感熱烈而粗豪的浪漫世界。”但“比起馬王堆帛畫來,原始神話畢竟在相對地褪色。人世、歷史和現實愈益占據重要的畫面位置,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結果[16]。”
 
  東漢時期,豪強地主勢力急劇發展和封建依附關系不斷加強,地主莊園經濟日益鞏固,逐漸形成了分裂割據、各自為政、世代相沿、等級森嚴的門閥士族。在門閥士族產生的同時,也形成了自東漢至魏晉的新的觀念體系。這種存在于門閥士族中的新觀念或世界觀人生觀,“在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它反映在文學藝術上的新的思潮就是所謂“人的覺醒”[17]。既然生命是如此短促,人生坎坷又充滿了生死離別和哀傷不幸,為什么不注重自己生活的質量?為何不珍重自己的生命?所以“盡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進而是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嘆下“烈士暮年,壯志不已”。這都應該是重視生命,對生活負責任的態度。這種新的思潮表現在東漢晚期壁畫中的則是大量出現描繪門閥士族生活的車馬出行、宴飲樂舞的圖面。壁畫的創作面向現實生活,無疑是藝術發展的偉大進步!
 
  注釋:
 
  (1)洛陽博物館:《洛陽卜千秋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6期。
 
  (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洛陽西漢壁畫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2期。
 
  (3)蘇健:《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洛陽漢墓壁畫考略》,《中原文物》1984年2期。
 
  (4)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淺井頭村西漢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5期。
 
  (5)洛陽博物館:《洛陽金谷園新莽時期壁畫墓》,《文物資料從刊》第9輯1985年10月。
 
  (6)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偃師縣新莽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12期。
 
  (7)夏鼐:《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星象圖》,《考古》1965年2期。
 
  (8)《西安發現我國最早天象圖壁畫》《人民日報》1988年1月12日第3版;《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墓室壁畫》圖版九,文物出版社,1989年。
 
  (9)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西工東漢壁畫墓》,《中原文物》1982年3期。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縣打虎亭漢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東漢壁畫墓》,《考古》1985年1期。
 
  (12)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發掘資料,復原于洛陽古墓博物館。
 
  (13)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新安縣鐵塔山漢墓發掘報告》,《文物》2005年5期。
 
  (14)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發掘資料,1986年復原于洛陽古墓博物館。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縣后士郭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7年2期。
 
  (16)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
 
  (17)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
 
  原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4期。
 
  [1]收稿日期:2005-04-16
 
  作者簡介:韋娜(1956-),女,江蘇贛榆人,洛陽歷史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
 
  [2]本文所指的洛陽,為今洛陽市及其周邊諸縣,即漢代河南郡和弘農郡諸縣。《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條顏師古注:“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陽”。《漢書·地理志》:“弘農郡……縣十一:弘農、盧氏、陜、宜陽、澠池、丹水、新安、商、析、陸渾、上雒。”“河南郡……縣二十二:雒陽、滎陽、偃師、京、平陰、中牟、平、陽武、河南、緱氏、卷、原武、鞏、谷成、故市、密、新成、開封、成皋、苑陵、梁、新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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