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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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學辟雍傳經典 春風立雪育英賢

   河洛之地,素來被稱為“王者之里”,河洛文化有海納百川、從容大氣之美譽,河洛教育在中國教育史上也是絢麗多彩,魅力無窮。

 
  河洛教育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黃帝時代河洛一帶有倉頡造字的傳說;虞夏之際有“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記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夏商周三代定都于河洛地區,夏朝出現了我國最早的學校,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商代教育出現了學制的萌芽,西周創“成周”學制,在王城所設學校分為國學、鄉學兩類,大學、小學兩級,國學則“五學并舉”,其中太學即辟雍為最尊。三代的教育的特征是宗教、政治、文化教育三位一體,學在官府,君師并稱,官師不分。及至東周,洛陽依然是天下的文化教育中心,仍有宮廷學校,而且圖書事業興起,老子掌管東周王室典籍,盡管王室衰微,但東周文化興盛,之后周王室文化擴散、下移,促進了各國私學的勃興,諸子百家的形成,河洛文化是孕育中國古代文化和教育的沃土。
 
  東漢定都洛陽,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修建太學。太學在管理和教學等方面已完全規范化,太學生經常多達三萬余人。東漢太學不僅為東漢政權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而且對洛陽的影響非常深遠。東漢經學大師輩出,致使洛陽可與孔子設教的洙泗并稱,并有西鄒魯之譽。
 
  曹魏承漢,西晉又增設創辦國子學,國子學之國子祭酒,主管國子學和太學,是中國中央管理學務機構之濫觴。魏孝文帝定都洛陽,習漢文化,設立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史稱“學業大盛”、“斯文郁都”。隋唐鼎盛,科舉日盛,東都洛陽各種學校林立,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弘文館,還有教坊和許多書院。宋代洛陽號稱西京,嵩陽書院名人、學者薈萃,高才俊德之士云集,該書院遂成為我國四大名書院之一。
 
  河洛沃土孕育了河洛學校的興旺發達,也產生了一批杰出的教育家。黃帝、倉頡尚待考證。最早的家庭教師伊尹,“湯之于伊尹,學然后臣之”,為了教育商王太甲,著有《太甲》、《咸有一德》等文章。周公輔佐成王在洛陽制禮作樂,創制典章制度,被后世儒家崇為儒宗,拜為先圣。東周柱下史老子的《道德經》五千言,“行不言之教”,“道法自然”的教育思想,獨辟蹊徑,慧眼獨具,其思想實屬我國教育思想史上一塊尚未挖掘的圣地。西漢洛陽才子賈誼,主張教育治國,是教育國本思想的倡導者。東漢女教育家班昭,在洛陽從事宮廷教育,著《女誡》,是我國第一部專為子女著述的家庭教育課本。唐代大文豪韓愈,今河南孟縣人,一生酷愛教育,著有《師說》、《進學解》、《子產不毀鄉校頌》等文,他所提出的“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等著名主張,為后世傳承、頌揚。宋代洛陽人程頤、程顥創理學于伊洛,布道統于西京。當時洛陽群賢畢集,肩隨踵接。嵩陽書院,學者名人,授徒講學,蔚然成風。程顥于洛講學十年,弟子有“如坐春風”之譽;程頤在洛講學達三十余年,弟子遍河洛。二程的一生是理學家的一生,是教育家的一生。他們以傳道講學為己任,以育天下英才為快樂,伊洛流域灑滿了他們的足跡。士子從其學者,不絕于學館教舍,“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即是程頤的“四傳弟子”。“程門立雪”傳為千古尊師佳話。二程的教育理念獨到,所謂“格物窮理”、“人要明理”;教學方法靈活,所謂“孔子教人,各因其材”等主張,流芳百世,至今仍有借鑒的價值。
 
  從夏商至北宋,三千余年間,河洛教育一直處于領先地位,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遙遙領先,可謂河洛文化獨領風騷,河洛教育一枝獨秀。
 
  發表于《洛陽日報·花會特刊》200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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