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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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東漢太學教育與太學生運動特點的內在聯系

   摘要:東漢太學生運動所具有的特點,與東漢太學教育有著深刻地聯系。教育規模地擴大、生員出身的多樣化,使學生運動不僅規模宏大而且影響廣泛。“學仕結合”的教育原則決定了太學生高度的政治熱情。太學的學風,形成了學生運動獨特的斗爭方式。

 
  洛陽太學自東漢至北朝,歷經數百年,在中國教育史上堪稱奇葩。太學內部有嚴格的管理、一流的師資、以儒學為主的教育內容、良好的學風,與政治有著緊密聯系。因此它雖然根植在封建專制的土壤中,但其孕育的優秀精神如師范精神、高度的政治使命感等精神[1],對當時的社會及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漢末年太學生運動就是太學生高度政治使命感精神的體現。東漢末年,主荒政謬,外戚、宦官交替專政,他們及其黨羽公行賄賂,貪贓枉法,搜刮錢財,政治非常黑暗。飽讀儒家經典,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集團,勇敢地承擔起匡正時弊,挽狂瀾于既倒的歷史使命。他們不畏強權,視死如歸,以各種方式同黑暗勢力進行斗爭。在京師洛陽就讀的太學生們,以極大的政治熱情投身于其中。他們或上書請愿聲援朝中官僚反宦官的斗爭,或利用清議針砭時弊,斗爭規模宏大,影響遍及社會各階層。東漢末年太學生運動與朝中官僚的斗爭相結合,激蕩成一股洶涌澎湃的潮流,有力地沖擊了黑暗的專制統治,譜寫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學生運動的歷史篇章。深入考察這場學生運動,就會發現,它所具有的這些特點,與東漢太學教育有著深刻地聯系。學術界雖然早已有人關注東漢太學生運動,但多是一般敘述性的描述,或是從太學政治特點出發分析太學生運動的原因,很少有人從學校教育的角度分析。本文試從東漢太學教育的規模、教育的原則及學風等方面考察其與東漢太學生運動特點的內在聯系,力圖揭示東漢學生運動鮮明特性的原因。
 
  一、教育規模的擴大、生員出身的多樣化,使太學生運動不僅規模大而且能夠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兩漢統治者十分重視文教事業。董仲舒從政治理論的高度指出:“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2]《董仲舒傳》太學是為統治者培養人才,推行教化的重要場所。所以,它的建設備受統治者的關注。公元前124年,西漢為已設的五經博士配置五十弟子員以傳授知識、研究學問,另外還有若干“受業如弟子者”。此后,隨著儒學日益在政治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太學的規模、人數與日俱增:“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2]《儒林傳》太學人數從開始時的五十到一百、二百、一千、三千,規模有增無減。東漢則更是興盛。光武帝劉秀愛好儒學,統一戰爭尚未全面結束,已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建太學,還親臨太學獎勵。明帝、章帝及和帝重視太學教育。雖然安帝時期太學出現了暫時的衰敗,但順帝時,接受了翟酺要求修繕太學的上書,“乃更修橫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3]《儒林傳》質帝本初元年后“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3]《儒林傳》也就是說太學生人數已增加到三萬多人。
 
  太學中良好充備的學習條件、博士名儒的專門講授以及富于前途的各地諸生的切磋討論,吸引了來自全國的士人。同時,太學與政權本身、政治上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會通過“學選”等方式,較為便利地把太學生輸送到國家官僚隊伍中去。東漢時,官吏中太學生的比例已經相當高了,因此太學強烈地吸引著來自更廣泛階層士人地加入。太學建立之初,主要生員來源于社會平民階層,太學生大多出身貧寒。像兒寬“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2]《兒寬傳》;匡衡“家貧,庸作以供資用”。[2]《匡衡傳》西漢平帝時,王莽專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2]《儒林傳》官僚子弟開始進入太學讀書。東漢前期也規定一定等級的官僚子弟享有進入太學學習的特權。質帝本初元年,“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3]《孝順沖質帝紀》高層官僚子弟大量涌入太學。
 
  來源于社會各界層,擁有三萬多人的太學在當時已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群體。這一數字即使在東漢人口數最多的桓帝永壽三年(共56,486,856口[4])也是可觀的比例,更何況這個作為國家的官僚后備軍的群體學習的是儒家經典,能博通古今,并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和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因此他們集體的言行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十分重大。桓帝永興元年(153年)七月,宦官趙忠葬父僭越禮制,用玉匣、偶人、玙璠等隨葬。冀州刺史朱穆命郡吏發墓剖棺。趙忠讒言誣陷,于是穆被下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率數千太學生到皇宮前請愿,為穆申辯,聲稱:“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3]《朱穆傳》桓帝不得已,赦免了朱穆。延熹五年(162年)黃甫規平羌有功,宦官徐璜、左悺向他敲詐勒索不成,誣陷以侵沒軍餉之罪,輸作左校。于是太學生張風等三百余人到皇宮前上書請愿,黃甫規得以赦免。清議對社會的影響更為廣泛,袁宏《后漢紀》卷二十二載:“是時太學生三萬余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朝政,下議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藏否為談。”清議(特別是富有號召力的名士的言論)對人物的品評能決定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如名震京師的郭太的評論:“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7]P474《正郭》當時的士人更是將李膺的認可稱為登龍門“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3]《黨錮列傳》官僚貴族們也畏懼清議而與名士們交結“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3]《黨錮列傳》清議甚至還左右著朝廷和各級政府部門的選士,一旦得到輿論嘉評,便立即身價倍增,平步青云。《后漢書·符融傳》載“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托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
 
  二、“學仕結合”的教育原則,決定了太學生高度的政治熱情。
 
  漢代的教育制度是統治者接受董仲舒的建議而創立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明確地指出了興辦太學的目的。他認為:實現儒家仁德政治的根本是實行教化,因為教化如堤防一樣能起到約束人的作用:“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實行教化的途徑是:“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2]《董仲舒傳》即在中央到地方都建立學校,就可以:“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2]《董仲舒傳》。太學是傳播文化知識和道德禮儀的場所,是對民眾進行教化的基地。同時,董仲舒還指出,太學還擔負著為統治者培養人才的任務,因為貫徹仁德政治的關鍵在于執政者的素質。求賢、任賢、養賢應該是統治者的職責“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2]《董仲舒傳》從太學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通過擔任封建官僚,從而擔當起教化人民的重任,并將統治者的意旨貫徹到普天之下。太學興建的目的決定了它教育原則是“學仕結合”。
 
  作為向社會輸送人才的重要基地,太學的培養目標首在政治管理者。自從叔孫通建議“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2]《儒林傳》開辟了太學生入仕的門徑后,政府不斷地擴大這一門徑。平帝時開三科,“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2]《儒林傳》使得飽學之士源源不斷進入統治機構中。東漢初太學的考試設甲乙兩科,到了中后期,學生能通曉多種經典,不再墨守一家之說,于是質帝時,規定不再分科,歲試只取高第“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3]《質帝紀》桓帝時,由于太學人數激增,舊的考試辦法已不能適應當時的需求,因此廢止了取官的名額限制,以通經多少作為錄用遷升的標準,并更定課試辦法,兩年一試。學生通過考試取得一定的科品,獲得相應的官職后,仍可以參加下屆考試以獲得更高的等級和官品。《文獻通考·卷四十·學校一》記載:“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后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后試,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后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天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后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后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補吏。”
 
  東漢的統治者還注重太學對大眾的教化功能,“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矩步者,委它乎其中”。[3]《儒林傳》“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3]《儒林傳》皇帝經常性的在太學舉行鄉射典禮儀式,在當時洛陽引起了轟動效應,“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3]《儒林傳》學校教育目的、學校本身極強的政治性,使得太學生對政治有著強烈的使命感。
 
  然而,東漢中后期,皇權為了維護權力的平衡,扶植宦官勢力進入官僚隊伍。特別是延熹二年(159年)桓帝與單超等五侯誅滅梁冀后,“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3]《桓帝紀》宦官及其黨羽們把持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崗位:“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兄弟姻親皆宰州臨郡”,“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3]《宦者列傳》他們對有限官僚資源地搶占,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太學生或通過考試入仕,或將來卒業后被察舉、征辟入仕的道路。這些把持政權的宦官們,他們在生活奢侈腐化“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綈繡”;[3]《宦者列傳》在政治上任用小人,結黨營私,陷害忠良,政治黑暗,“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3]《宦者列傳》這樣的現實政治對于那些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太學生們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因為他們以修身勵志,保持高尚的道德操行為行為準則,以實現仁政為政治理想。對自身出路和對社會政治的憂患,使得他們再也無法靜心書齋“讀經”而是轉向積極地“問政”。
 
  三、東漢太學的學風,形成了學生運動獨特的斗爭方式。
 
  首先,漢代經學傳授中嚴格的師法家法,形成了尊師重教的學風,從而出現經師有難,學生救助的現象。清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在;“前漢重師法,后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儒學大師對經典各有不同的解釋,形成了不同的“師法”。他們的學生在師法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本學派的經學體系,形成了不同的“家法”。家法師法雖有不同,但都以先師傳下來的經文和經說作為尊奉的楷模。因此無論官學私學都強調師長的權威和學生的服從,尊師重教蔚然成風,經師和學生的關系日益緊密。在學術上,學生必須恪守師法家法;在政治上,依靠師長,以圖仕近;在日常生活中,學生除了對師長恭敬有禮外,還負有各種義務。如師長去世,弟子門生無論身處何方、居何職,均有奔喪服喪的義務。郭林宗死后,“四方之士千余人,皆來會葬”,[3]《郭太傳》太尉黃瓊的葬禮上,“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3]《申屠蟠傳》《后漢書·獨行傳》載:“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師長蒙難,學生會全力相救。楊政之師范升因事入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到旁,候車駕”,受驚的兵士“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3]《儒林傳》最終為師解難。經師歐陽歙因貪污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3]《儒林傳》特別到了東漢中后期,學術日益超越了門戶之見,惡劣的政治環境和對政治的憂患使各門派經師和學生們在反對宦官的共同目標下更廣泛地聯系起來。他們相互交游,共同討論政治,批評時弊。宦官弟子牢修的誣告正說明了這一現象:“(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3]《黨錮列傳》因此,面對朱穆、黃甫規這些憂國憂民、反對宦官的經師的落難,劉陶、張風振臂一呼,太學生云集響應,不惜冒死上書救助。
 
  其次,交游之風與問辯學風相結合,是清議之風得以在太學盛行的必要條件。
 
  交游的學風是東漢士人們在游學的過程中到處結交的行為和風氣。游走他鄉求師問學的游學之風至西漢就開始了,而士人之間交往蔚成氣候則形成在東漢后期。東漢后期,察舉選官過程中日益注重人際關系[5]P429—431:權富子弟通過“請托”之門得以任官,“今當涂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卻于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屬托,請謁闐門,禮贄輻湊,迫于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群邪之所黨進也”。[6]P93-94《本政》為了使自己的親厚之人得辟召、獲職位,貴戚、權臣常常主動向有關人員推薦;士大夫的相互薦舉十分頻繁。陽嘉以來,三公掌握選舉大權,“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3]《郎顗傳》名士們對人物的品評也被作為辟舉的重要依據。察舉選官中這種傾向的出現,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社會的風氣。被別人了解和垂青需要創造機會,廣泛的人際交往就成為展示自己的最好的平臺,“漢世將傾,世務交游”。[7]P475《正郭》太學的學風也受到這一世風的影響,熙攘于途的奔走造訪、迎來送往的存問酬答代替埋頭書齋的苦讀經書,“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3]《儒林列傳》太學生們走出狹小的私人生活圈,開始與社會各界層人士交往。符融經常賓客盈室,其鄰舍諸生常自守,不務交游,人們以之為奇,“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3]《循吏列傳》符融這番話描繪出漢末太學不肯專心學業,迎合以結交為重社會風氣的學中情形。在人際交往的持續擴大發展中,四處流動、游走的生活方式,大大增加了士人從全國各地交會在一起的機會,推動士人社交活動不斷發達、興旺。一次次盛大的社交場合和聚會,不僅使他們獲取更多的時政、人品高下的信息,更為他們談論政治、臧否人物提供了絕佳的場所。
 
  清議所以能被太學生接受并很快在太學流行開來,是因為它與漢代太學中盛行問難辯詰的學習方式而形成的善談論學風相契合。光武帝時,常朝會命公卿博士名儒相互問難,“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3]《儒林傳》戴憑就曾因解經不窮而重坐五十余席。章帝時大會群儒于白虎觀,為統一五經經義,使經師相互辯詰問難。王充也從堅持真理的角度提倡問難辯論,他在《論衡·問孔篇》中提出“核道要義,證定是非也”,認為這是求學的目的。他主張師生問難,贊揚漢代博士與弟子相互詰難的教學方法是“極道之深”的有效方法。太學中盛行以辯論方式進行的學術研究與爭論。特別是東漢后期,太學人數劇增,而教師相對較少,學生有充裕的課外自學時間,為他們相互討論、切磋學問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那些善談論的學生受到大家的推崇。井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論井大春’”[3]《逸民傳》;符融與李膺相見,李膺“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云,膺每捧手嘆息”。[3]《符融傳》因此,始于甘陵周、房兩姓賓客朋徒之間的相互譏議和汝南、南陽二郡對其太守及屬吏品評的人事議論之風(參見《后漢書·黨錮列傳》),能夠與太學生善議論的特點相契合,很快蔚成風氣,“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余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并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并危言深論,不隱豪強。”[3]《黨錮列傳》對志同道合者大加頌揚,互相題拂,激揚名聲,同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形成具有廣泛深刻社會影響力的政治議論。
 
  參考文獻:
 
  [1]楊作龍。東漢太學及其太學精神研究[R]。洛陽:洛陽市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結項報告,2005,3。
 
  [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2。
 
  [3]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5
 
  [4]袁延勝。東漢戶口總數之謎試析[J]。南都學壇,2003,(2)。
 
  [5]于迎春。秦漢士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彭鐸。潛夫論箋校注[M]。王符著。汪繼培箋。北京。中華書局1985
 
  [7]楊照明。《抱樸子外篇校箋》(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7。
 
  原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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