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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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洛陽的科舉活動與河洛文化的地位

   摘要:洛陽在唐代、武周和五代做過都城,舉辦過科舉活動。唐高宗時,科舉制一些做法的創立成型,與洛陽有關。調露二年(680)陳子昂來洛陽應進士舉,是目前所能考出的洛陽常舉最早年份,比舊籍說法早九年。武則天把洛陽科舉活動和執政柄革唐命緊密結合起來,以察輿論,收人望。其間,她注意調整儒佛道三教關系,突出儒學的經世致用功效;首創武舉,拓寬科舉制領域;強調和發揮河洛文化的主導作用。武則天之后,唐廷或在洛陽出臺科舉制政策,或在洛陽舉行考試。五代時期,洛陽依然有科舉活動,十國舉子也前來應試。科舉制既以河洛文化為主導思想,又作為新成分補充河洛文化,在國家分裂之后復歸于統一的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科舉制創始于隋,但由于隋祚短促,它的完善和程式化便不得不在唐代完成。科舉制分為常舉和制舉兩大類。常舉主要有明經科和進士科,固定在春天舉行,而制舉則是皇帝根據實際需要臨時設立的一些科目。洛陽在唐代、武周和五代做過都城,舉辦過科舉活動,本文對此進行考察,并揭示貫穿于其中的河洛文化的支配地位。
 
  一
 
  唐太宗于貞觀十一年(637)在洛陽宮詔令河北、淮南諸州長官,搜訪當地孝悌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為師范,文辭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以及志行修立、為鄉里所推者,由官府提供車輛,舉薦到洛陽宮,“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①]這還不是嚴格意義的制舉,但卻拉開了洛陽科舉活動的序幕。十年后,他下詔次年二月東赴泰山封禪,后因河北鬧水災而取消,“其朝集使及選舉人等,前令詣洛陽宮,可依常年集限,并赴京師”。[②]這是洛陽一次落空了的科舉活動。
 
  唐高宗在位期間七幸洛陽,累計11年,洛陽的科舉活動因緣時會,開始活躍起來。顯慶二年(657)他初幸洛陽,就正式改稱為東都,規定洛州官員階品并準京師長安所在地雍州,并下詔選拔武將,劉仁愿中第。龍朔二年(662)又在洛陽設置國子監,以滿足貴族和高級官員的子孫上學應試之需。上元元年(674)他又幸洛陽,年底,皇后武則天建議明經科按照策問《孝經》、《論語》的辦法,加試《老子》。次年初高宗批準,并且令進士科也加試《老子》策問。雖然武則天建周后取消這一做法,但玄宗又發展成為道舉,可見洛陽對此事的奠基作用。制舉須皇帝親自過問,調露元年(679)十二月,高宗在洛陽武成殿接見岳牧(地方官)舉人,問天陣、地陣、人陣是什么意思。武陟縣尉員半千答道:兵書多說天陣指星宿孤虛,地陣指山川向背,人陣指偏伍彌縫;自己以為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三軍使兵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利,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將何以戰?”[③]高宗非常欣賞,擢為上第。次年,他又在洛陽批準考功員外郎劉思立關于明經進士加試帖經的建議,此后遂成為制度。可見科舉制一些做法的創立成型,與洛陽有關,是河洛文化的新內涵。
 
  不僅如此,唐高祖建唐次年(619)下了一道詔令,指出“八卦初陳,九疇攸敘”是中華文明的濫觴。古人認為,八卦即河圖,《洪范》九疇即洛書。相傳伏羲祭祀黃河,有龍馬負圖自黃河中出;上天賜大禹洛書,由神龜背負,自洛河中出。《易·系辭上》所謂“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就是指的這個傳說。如果說河圖洛書作為河洛文化源頭的說法未免神秘朦朧的話,那么這道詔文的其它內容則是有案可稽的。詔文稱周公和孔子為“二圣”,命長安國子學各立廟一所,四時致祭。周公是歷史上最早主持建都洛陽的人,詔文說他制禮作樂,“起化二南”。[④]“二南”應指《詩經》中的《周南》、《召南》。《周南》是洛陽以南直至江漢地區的民歌,首篇《關雎》說:“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唐代洛陽人張說認為這里的“河”即是洛河。他的《離會曲》說:“何處送客洛橋頭,洛水泛泛中行舟。可憐河樹葉萎蕤(按:依照文意,應為葳蕤),關關河鳥聲相思。”盡管太宗初期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圣,但科舉制以周孔之教為理論核心的做法卻不曾改變。這可看出科舉制與河洛文化的關系。
 
  二
 
  高宗長駐洛陽,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在洛陽去世,此后,武則天又以皇太后和大周皇帝的身份繼續駐洛20年,洛陽改稱為神都,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關于洛陽的科舉活動,清人徐松《登科記考》只有兩年記載兩都錄取進士。永昌元年(689)條首次記載和永泰元年(765)條,都注云《唐摭言》、《冊府元龜》、《舊唐書》等典籍以兩都貢舉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的說法是錯誤的。這仍然使人感到疑惑,永昌元年是否為洛陽常舉的起始年份?未注兩都貢舉者是否仍在長安開科取士?尚須做些辨析。其一,政治中心穩定在洛陽后,負責科舉活動的機構也就固定在洛陽辦公,當然沒有必要在常舉時間長途跋涉,到已被冷落起來的長安主持科舉考試,因而常舉應同制舉一樣,在洛陽舉行。其二,進士試題有時體現地方色彩。據《登科記考》,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以《花萼樓賦》為試題,花萼樓在長安興慶宮;唐代宗大歷十年(775)東都洛陽以《龜負圖詩》為試題,即上說河圖洛書。垂拱元年(685),武則天在洛陽臨朝稱制已經一年,策問進士的試題就批評前代建都“輕茲中土,棄九洛而不營”,還以《九河銘》為作文試題。九河是黃河下游諸多支流的總稱,而洛陽北的孟津小浪底是黃河最后一個峽谷,因而是黃河下游的起點。因此,這年的常舉可斷定是在洛陽舉行的,這比徐松所說永昌元年早四年,那么,永昌元年當然不是洛陽科舉活動的起始年份。其三,登科記以京師舉行常舉為常態,不必出注,只注明行在或其它地點的錄取活動。武則天執政時期未注兩都者,當然可看作是在京師舉行的,而當時的京師是神都洛陽。但長安有貴族和官吏居住,其子孫在當地上學,不妨考慮在長安舉行小規模的常舉,這一活動可能由西京留守主持。
 
  我雖然提出早于永昌元年四個年頭的垂拱元年洛陽即有科舉活動的說法,但垂拱元年是不是洛陽科舉活動的起始年份呢?《唐會要》卷75《東都選》條有則資料說: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始置兩都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兩都為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歷十二年(777)停東都舉,是后不置”。奇怪的是,博學多聞如徐松,所撰《登科記考》引用了不少《唐會要》的資料,卻根本不提這則資料。我起初以為徐松治學審慎嚴謹,大概由于未發現具體事例,認為是不曾執行的動議,故而不錄,后來發現這里另外幾則資料也未提及,而其它書籍中有關選舉的資料并未因缺乏實例而舍棄,這才推測或者他使用的《唐會要》版本不同,缺少《東都選》的內容,或者他偶然疏忽,造成遺珠之失。但這時科舉活動是由吏部的考功員外郎主持的,這則資料怎么說“禮部侍郎官號,皆以兩都為名”?制度不合,恐有問題。據彭慶生先生《陳子昂詩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所附《陳子昂年譜》:調露元年(679),陳子昂由家鄉梓州射洪縣(今四川省射洪縣)赴京師長安,游太學,次年在東都洛陽應進士舉落第,著有《落第西還別劉祭酒高明府》、《落第西還別魏四懍》等詩。這比垂拱元年早五年,可見垂拱元年也不是洛陽科舉活動的起始年份。
 
  現在再來考察一下武則天時期洛陽科舉活動的主要內容,這可分為四點加以論述。
 
  (一)武則天把科舉活動和執政柄、革唐命緊密結合起來,以察輿論,收人望。《登科記考》卷3記載,她臨朝稱制之初,策問時就徑直稱“朕”,說“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還多次以“周”、“漢”對舉。她后來改唐為周,有其父曾封周國公的因素,然而其心跡可說由來已久。應試者的對策,口徑不一致。有人稱她為“圣母皇帝陛下”,并以女媧和姬姓的周朝為典,歌頌她“掩媧后以稱尊,邁姬任而蒞政”;但多數人只是謹慎地稱她為“皇太后陛下”,“母臨黔首,子育蒼生”。可見立即改朝換代,條件還不成熟。她于是考慮收買人心。天授元年(690),她大搜遺賢,各地近萬人來洛陽應制舉,她到城南門樓親自臨試,還將最好的對策試卷復寫后頒示朝集官員和外族來賓,“以光大國得賢之美”。[⑤]這一年,她還在洛城殿策問貢士,數日才完畢,開貢士殿試的先河。不過,這只是在宮殿里行考功員外郎之事,與后代省試之上的殿試含義不同。稱帝年余,她又接見各地貢士,不管賢愚,一律提拔,授予試鳳閣舍人、給事中、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等職,以至于當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⑥]之誚。長壽二年(693),有人上書說:“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惟貢人獨于朝堂拜列”,是“貴材而賤義,重物而輕人”,因而“請貢舉人至元日引見,列在方物之前”。[⑦]她接受這一批評建議,表示出對人材的尊重。這些做法實際上突破了武則天參政奪權的狹隘目的,使科舉制發揚光大,增大了它在社會生活中的比重。
 
  (二)武則天注意調整儒釋道三教關系,突出儒學的經世致用功效。她當初建議科舉加試《老子》,說老子李耳是李唐皇室的始祖,《老子》是“圣教”,這有媚唐的成分。改唐為周后,她便調整政策,長壽二年(693)令貢舉人學習自己編撰的《臣軌》,而停試《老子》。《臣軌》的內容從書名可推知是當臣子的行為準則,這是儒家的君臣關系規范。她因佛教制造理論依據而登極,但對佛教偏重于利用,從屬于世俗利益,并非一味信仰偏袒。長壽三年制舉策問說:佛教僧侶“蘭艾因而或糅,玉石由是難甄”,若令沙汰,“恐乖智海之宏規”,但為了“王化”,請問“施張之術,去就何從?”薛稷答道:對于混入僧籍中的不良分子,要讓他們自新、還俗,國家應控制佛教的發展,提倡在家出家當居士。[⑧]體現了國家對宗教的管理。這樣,儒學在科舉活動中的統治地位便牢不可破,用以熏陶、選拔經世致用的人材。
 
  (三)武則天首創武舉,拓寬了科舉制的領域。唐高宗初幸洛陽,曾詔令官吏舉薦“勇冠三軍,翹關拔山之力,智兼百勝,緯地經天之才”,以及“賞纖善而萬眾悅,罰片惡而一軍懼”[⑨]的人材。這是選拔武將的制舉。長安二年(702),武則天下令各州練習武藝者,每年按明經、進士例舉選,這便成了常舉。這時,她剛幸長安不久,次年又回洛陽,武舉的具體實施當然是在洛陽。考慮到她長駐洛陽30年,其政治生涯與洛陽密切相關,武舉應看作是河洛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四)武則天強調和發揮了河洛文化的主導作用。她批評前代定都不重視洛陽,已見上述,然后她就定都神都事征求應試者的意見。天授元年(690)制舉策問說:“河洛建受圖之所”,“定都考室,斯焉是崇”。[⑩]這與李唐首崇長安的關中本位政策截然不同,是政權更迭中難免出現的現象。應試者也就不斷地稱頌洛陽和河洛文化。張說這次答道:“陛下……據河洛之規模”,“軒后魚圖之水,建邦設都;周公龜墨之地,考堂作室”。[11]證圣元年(695),孫嘉之進士對策又說:“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12]直到唐末,進士黃滔應試雜文《人文化天下賦》還是在說中華文化“肇自河龜見,洛書陳”。[13]可見唐人對此深信不疑。然而最可注意者是唐人沈既濟的一段話,說武則天參政執政的幾十年間,“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風”。以至于到唐玄宗時期,“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征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14]可見科舉制在武則天時期臻于完備,形成規模,社會上選定進士出路蔚成風氣。這是武則天時期河洛文化的新內涵,進士科作為科舉制的重要參與部分,影響中國政治生活長達一千余年,其支配地位是勿庸置疑的。
 
  三
 
  唐玄宗生于洛陽,登極后五次幸洛,在洛陽有不少科舉活動。開元五年(717),他詔令各州所貢明經、進士赴長安后,應組織起來到國子監拜謁先師孔子,學官為他們講解儒經,回答疑問,五品以上的朝請官和朝集使前往觀禮。開元二十四年,舉人和主考官鬧糾紛,他詔令科舉的主持機構由吏部改為禮部,官員由吏部考功員外郎改為禮部侍郎。這些制度在長安實施,但詔文都是玄宗在洛陽下的,因而洛陽是這些制度的出臺處。他還多次在洛城南門樓親試制舉人,有文藻宏麗、賢良方正、武足安邊、高才沉淪草澤自舉、智謀將帥等科。他還在洛陽為《孝經》作注,頒布全國。
 
  唐代宗也生于洛陽,永泰元年(765)置兩都貢舉。《舊唐書·賈至傳》和《新唐書·選舉志》都說頭一年禮部侍郎賈至因時艱歲歉,奏請應舉士人分赴兩都考試。這當然是直接原因。此外,我們還應注意當時的民族格局、政治形勢,以及代宗對洛陽的看法。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回長安后,厭于巡幸之苦,再不東幸洛陽了,這意味著削弱了洛陽臨制東夏和屏障長安的功能。安史之亂所以能那么肆虐,與鉆了這個空子有關。唐廷勉強平定了叛亂,接受安史降將當華北地區節度使,大致穩定了形勢。而吐蕃卻乘機侵占了河隴地區,甚至在廣德元年(763)深入京畿,迫使代宗東避陜州。代宗這時曾考慮遷都洛陽,因郭子儀等人諫阻而罷休。次年賈至建議兩都分試,與代宗重視洛陽的想法暗合,因而批準。于是賈至改授尚書左丞,主持長安的貢舉,洛陽由禮部侍郎主持。后來長安由禮部侍郎負責,洛陽則改由東都留守負責。兩都試題不同,如大歷九年(774)長安試《元日望含元殿御扇開合詩》,洛陽試《清明日賜百僚新火詩》。兩都考試時間不統一,大抵洛陽晚些,有時會放到年底。《登科記考》卷10說十一月下旬試雜文,十二月三日在天津橋放雜文榜。但格式一致,詩賦都限制韻部和字數。這樣實行了11年,到大歷十年(775),禮部侍郎常袞上疏以為貢舉人和應制舉者不同,應該按照舊章,謁見有司、先師和皇帝,建議取消洛陽貢舉,貢士一律集中到長安考試。代宗批準,次年起便停止了洛陽的貢舉活動。
 
  高宗在洛陽設置的國子監,和長安的國子監分別稱為東監、西監。后來,洛陽又設置了國子館、太學、四門館、廣文館、律館、書館、算館和崇玄學等,但設于何時,史籍失載,僅知玄宗時已有。《新唐書·選舉志》記載唐憲宗元和二年(807)規定兩京崇玄學以外各學館生員的人數,洛陽少于長安,這是洛陽官員子孫少于長安的緣故,但保證了常舉各科的生源。
 
  《冊府元龜》卷640注云:大歷十一年代宗批準常袞的建議,“是后不置東都貢舉”。上引《唐會要》那則資料也說:“自大歷十二年停東都舉,是后不置。”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七月曾下敕:“今年權于東都置舉,其明經進士任使東都赴集。其上都國子監舉人,合在上都試及節目未盡者,委條流聞奏。”八月,禮部奏:“上都國子監、宗正寺、鴻臚寺舉人,并請待東都考試畢,卻回就上都考試。”[15]于是次年春就由禮部侍郎崔郾在洛陽主持考試,試題為《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詩題體現了地方色彩。緱山在洛陽東側,屬洛州緱氏縣(今偃師市境內),王子晉是所謂仙人,李白《感遇》詩說他“得道伊洛濱”。這次京兆人杜牧在洛陽考中進士后,立即趕回長安,又考中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得意之極,賦《贈終南蘭若僧》詩,自吹“兩枝仙桂一時芳”。但這次是權宜之計,并沒有堅持下去。
 
  唐代洛陽最后的科舉活動是在唐昭宗和唐哀帝時。這時,宣武鎮節度使朱全忠勢力在河南崛起,滅唐建梁,勢在必行。天復四年(904),朱全忠脅迫昭宗遷至洛陽,成為傀儡。昭宗下詔讓各地官員察訪舉薦懷才抱德隱遁山林和武藝絕倫湮沉卑賤者,許諾將待以不次之位,但這已完全沒有意義。當年,朱全忠殺昭宗,立哀帝,從次年起直至唐亡,連續三年在洛陽開科取士。這名義上是皇帝在選拔人材,實際上是朱全忠在分化組合勢力,演習顯示自己的實力。他曾奏進士高第劉匡圖是河中判官劉崇的兒子,恐涉群議,請禮部取消,禮部只好照辦。不過,我們拋開政權更替的內容不管,依然能看到洛陽和河洛文化同唐代科舉活動的密切聯系,是與唐代相始終的。
 
  四
 
  朱全忠建后梁,以開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他在位后期駐在洛陽,開平三年(909)、四年,在洛陽下詔搜訪賢良,認為非才不治,得士則昌,各地人材將試其所長,待以不次。但這時的中央衙署在開封,科舉的考試、錄取都在開封舉行。后唐以李唐的后繼者自居,滅梁后以洛陽為京師,一直在洛陽實行科舉制。此后的晉、漢、周都以開封為東京,洛陽仍稱西京,科舉活動集中到開封舉行。但據《登科記考》卷26,后晉建立后的第九年,即開運元年(944),考中進士的孟賓于有詩云:“兩京游寺曾題榜,五舉逢知始看花。”證以后周廣順三年(953)權知貢舉徐臺符奏:“今后舉人須取本鄉貫文解,若鄉貫阻隔,只許兩京給解”,我疑心后晉曾在洛陽開科取士,至少在洛陽進行過選拔試。
 
  五代洛陽的科舉活動可論述者有以下三點:
 
  (一)唐文宗時,鄭覃厭惡進士華而不實,奏請取消進士科。文宗拒絕,說:“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16]鄭覃長于經學,就奏請由奧學宿儒校定儒經,按東漢蔡邕刻碑洛陽太學的先例,刻石經作為標準定本,以糾正民間流傳儒經的文字錯訛現象,并用以抑制進士浮華。開成二年(837),由鄭覃負責,刻成石壁九經,共160卷,65萬余字,114塊,立于長安國子監。儒經是各級學校的教科書,為科舉制所依據。后唐定都洛陽,長安石經無法利用,長興三年(932)二月,后唐明宗采納宰相馮道、李愚的建議,令判國子監田敏組織博士儒生將長安石經抄寫、校勘,雕版印刷,頒示天下,其它雜本一律廢除。將近五年后,后唐滅亡,后晉、后漢、后周依次繼立。至后周廣順三年(953)六月,田敏進呈九經雕版,九經印本的完成便成了國子監由洛陽移入開封的事。雕版印刷的發明是對中國文明的一大貢獻,后唐這次,是雕版印刷發明以來政府主持印刷書籍的第一次實踐,而這又與洛陽的科舉活動分不開,完全有理由說,這是河洛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二)后唐整頓科舉制,對童子科的年齡和業務水平,進士科的考試內容,復核錄取程序,春關、冬集、聞喜宴、關宴等活動的經費提供,杜絕請托和結黨營私的辦法,謝恩地點等等,都作了規定。但進士浮華由來已久,革弊未見成效。《舊五代史·馮道傳》說:工部侍郎任贊嗤笑馮道“若急行,必遺下《兔園策》”。《兔園策》又名《兔園冊府》,是為舉子應試而編的書,因而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鄉村學校用于教授兒童,由于普及到家藏一本的程度,人們多不以此書為貴。馮道還擊任贊道:此書是名儒編集,自己能諷誦;“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任贊十分羞愧。
 
  (三)五代分裂時期,南方各國雖然割據一方,但名義上仍然尊奉中原朝廷,不斷進獻方物,聽取號令,中原朝廷也對各國統治者授官封爵,加以羈縻。科舉制是其中精神維系的一個方面。吳越、南唐、后蜀、南漢等國,都規模不同地立學校、開貢舉,這既是中原行政手段的輻射,又是母體文化的子體布局。同時,也有一些割據區域的舉子來洛陽應試。上文提到的孟賓于,即來自南方割據區。《唐才子傳·孟賓于傳》記載:孟賓于是連州人,連州治所在今廣東省連縣。他編集自己所作詩文百篇,獻給李若虛侍郎。李若虛非常欣賞,于是“采獵佳句,記之尺書,使賓于馳詣洛陽,致諸朝達,聲譽藹然,留寓久之”。考進士之前,孟賓于先投詩給主考官禮部侍郎符蒙,詩云:“那堪雨后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得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符蒙相見恨晚,于是錄取為進士。“時已敗六舉矣”,這便是他在洛陽“留寓久之”的具體時間。考中進士后,他到南唐去做官。這則記載還說他一位姓李的同榜進士稱他“昔日聲塵喧洛下,近來詩價滿江南”,就是指的他這段經歷。《登科記考》卷25記載,后唐同光四年(926)在洛陽考中進士者有張緯,并引《十國春秋》說:“閩人張緯,入中朝應舉。”研究這一現象,只有展開歷史的進程,結論才能醒豁。這里先上溯到前代,做點逆向考察。匈奴貴族劉淵,幼年曾隨上黨人崔游學習經史百家和孫吳兵法,后以任子身份長住西晉首都洛陽,交游漢族官僚。他曾說:“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17]隨何、陸賈是西漢著名的謀臣,周勃、灌嬰是西漢著名的武將。劉淵自詡文武雙全,高出他們一籌,足證洛陽作為東漢、曹魏、西晉的首都以來,所保留的中原傳統文化,對游牧族的熏陶、改造作用。南北朝時期,北方是少數族統治區。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政策,使以鮮卑族為主體的各少數族迅速走上封建化道路,被漢族和漢文化同化。蕭梁的陳慶之在建康嘖嘖稱嘆道:“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18]這表明河洛文化的統治地位和生命力,得到南北各族人民的承認和肯定。
 
  現在再看五代之后的情況。北宋繼后周之后,仍以開封為東京,但宋太祖一直想遷都洛陽,直到開寶九年(976)巡幸洛陽,還有這個想法。他說:“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由于大臣們不同意遷都,他只好表示“姑從之”。[19]金占領開封,滅掉北宋,南宋人的詩詞在描述開封淪陷和北上抗金收復失地時,卻喜歡以洛陽和河洛作為代指。文及翁《賀新郎·西湖》說:“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黍離》是《詩經·王風》中的一篇,古人認為西周滅亡之后,一位大夫偶過故都鎬京,見宗廟宮室蕩然無存,原址已成一片農田,長滿莊稼,不禁彷徨感傷,作了這首詩。鎬京即西安,與洛陽不相干,文及翁用這一典故代指北宋滅亡,開封淪陷、衰敗。其實,他原本可以用合乎平仄要求的其它詞匯來替換“洛陽”,而直說開封,諸如泛指可用京師、京華、帝城,特指可用東京、汴京,代指可用梁園、夷門,甚至長安,等等。岳飛《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說:“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河洛與燕幽對舉,兩者所指地區不同。他的《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卻只說:“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這里若改“清河洛”為“收河朔”,平仄韻部皆合。河朔地區在河洛地區以北,泛指黃河以北地區。在唐代,安祿山在幽州起兵叛亂,杜甫《壯游》詩便說:“河朔風塵起”;唐廷接受叛亂將領投降,安排為藩鎮節度使,幽州(盧龍)藩鎮和另外兩個河北、山東的藩鎮統稱為河朔三鎮。由此可知,河朔的概念包括幽燕在內。岳飛若說“收河朔”,自然包含了“清河洛”的意思。同樣,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說:“河洛腥膻無際”;方岳《水調歌頭·平山堂用東坡韻》說:“醉眼渺河洛,遺恨夕陽中。”可見他們寧說“洛陽”,不說開封,寧說“河洛”,不說河朔,足證洛陽和河洛在他們心中的份量有多么重,這是歷史形成的洛陽和河洛文化的地位使其然的。這樣,我們對五代分裂時期與河洛文化相表里的科舉制在洛陽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所產生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為此后祖國再度統一所提供的推波助瀾功效,也就可以認為是意料中的事了。
 
  (原載《洛陽師專學報》1991年第1期,
 
  修訂稿載《洛陽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①]《全唐文》卷6《令河北淮南諸州舉人詔》。
 
  [②]《全唐文》卷8《停封禪詔》。
 
  [③]《冊府元龜》卷643。
 
  [④]《全唐文》卷1《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詔》。
 
  [⑤]《大唐新語》卷8。
 
  [⑥]《資治通鑒》卷205。
 
  [⑦]《冊府元龜》卷639。
 
  [⑧]《登科記考》卷3。
 
  [⑨]《全唐文》卷12《令百官各舉所知詔》。
 
  [⑩]《文苑英華》卷477。
 
  [11]《張燕公集》卷11。
 
  [12]《登科記考》卷4。
 
  [13]《登科記考》卷24。
 
  [14]《通典》卷15《選舉典三》。
 
  [15]《冊府元龜》卷641。
 
  [16]《舊唐書》卷173《鄭覃傳》。
 
  [17]《晉書》卷101《劉元海載記》。
 
  [18]《洛陽伽藍記》卷2。
 
  [19]《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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