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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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與機遇:新媒體時代的公共考古學

 摘要:公共考古學浪潮的興起,是現階段中國考古學轉型發展的產物。隨著移動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普及,以自媒體為主的新媒體時代席卷中國。新形勢下,考古學走向公眾面臨倫理道德、價值信仰的質疑,考古學有被“黑化”的危機。故而,亟需從學科定位、人文關懷、成果轉化等方面重新構建和拓展考古學的目標和任務,提倡全社會在認知和在踐行層面提升公共考古學的正能量,化解考古學與各相關方存在的誤解和隔閡。公共考古學以“回報社會”為己任,提醒人們注重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人文精神的堅守。

關鍵詞:公共考古學;人文關懷;認知能力;政府與媒體;回饋社會           

 

早在二十多年前,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一書中提到即將到來的信息高速公路(internet)終將徹底改變世界,他提到了“足不出戶而知天下”,當時被認為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預言。今天,互聯網時代席卷中國,高度發達網絡社會已經遠超蓋茨的想象。數字、網絡和移動技術的創新,深層次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只要移動網絡覆蓋的地方人們都可以連接手機、平板、電腦等智能終端,全天候的接受各種信息。社交平臺上用戶和粉絲的共同推動下,自媒體平臺呈直線上升發展。各種新媒體形態對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的形成了極大的沖擊,一個新媒體(New Media)時代已經到來。

公共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一詞是“舶來品”,1972McGimsey在出版的同名專著中提出,進而在英、美、澳等英語國家、俄羅斯和日本等地區廣泛應用。公共考古學是世界考古學領域的一個課題,它的出現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在各地的緣起與發展各不相同,它與當地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種族、性別相互交織,但它首先是一個考古學理論問題。。,。不可否認,公共考古學是學科發展的必然,北美的民權運動“風起云涌”,考古學開始從小眾走向大眾,正如沙克爾(Shackel)和淳博斯(Chambers)所總結的,“美國公眾考古學的出現適應了當時考古學研究導向的轉變,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一次變革”。這一趨勢下,對社會的考古學研究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由一個給其他學科提供輔助證據的學科逐漸成為集人文社會科學于一體的現代科學。時至今日,世界范圍內公共考古學的概念可以總結為:由政府主導的從公眾利益出發的考古學,由大眾群體以自己的方式來闡釋過去,并由全社會參與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公共事業。而它外延也越來越廣博,包括倫理問題、文化資源管理、教育考古、應用或行動考古學、網絡或數字考古學、社區考古學、博物館展示等諸多方面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考古發現的日益增多,傳統考古學在面對世界、走向現代化方面正面臨著轉型和新的發展。開始從“躲進深閨人不知”的封閉狀態向社會考古方向轉變,對自身文明的關注也開始轉向世界視野,學術觀點更多元化。簡言之,公共考古學浪潮的興起,是數十年來社會變革的縮影,也是中國考古學過渡階段的產物。與此同時,智能手機將移動網絡帶向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影響加深。新媒體時代、新形勢之下,社會環境更加自主化、個性化,大眾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對文化價值傳承的訴求更高。進而,在考古公眾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倫理道德、價值信仰方面的質疑和反對,考古學有被“黑化”的危機。對于如何重建考古學的“公眾形象”,破解考古與盜墓的“迷思”,化解大眾與考古學之間的隔閡,民族文化的傳承等問題,以學界精英為代表的考古學備受挑戰。

公共考古學在國外發展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同時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及新媒體時代的挑戰,有必要提出一整套與時代相匹配的創新性、綜合性的理念,以解決現今公共考古學所面臨的質疑和危機;進而從認知和踐行兩個層面提升考古學在公共事業方面的正能量。本文關于公共考古學的討論,最終回歸到考古學作為人文學科的社會責任,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回饋社會”。

一、質疑與危機

公共考古學在中國的出現可追溯自上個世紀90年代,在此后的期刊、會議和論壇上,相關的討論此起彼伏。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能在較長的時間段對歷史文化變革進行觀察,這一特長更能契合大眾對未知的好奇、對祖先的追問以及對文化認知的渴求。故而,新世紀以來,考古學很快成為一門頗具活力的學科。源自學科轉型期的危機感和焦慮感,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展開對公共考古學的不懈嘗試,并付諸以實踐。客觀的說,作為一個新興的跨界分支學科它已初具雛形,但是該學科的相關研究和理論方法尚不完備,不同考古文博機構所建立的公共考古團體是該以考古學家為主體、向大眾宣教為主,還是傾向于大眾、服務于民?許多人仍質疑它是否為“學”、該如何去“做”?工作的導向各不相同,步調也難一致。溝通無礙的新媒體時代,為考古學公眾化提供了技術和平臺支持,同時也使其發展受到嚴峻的考驗。

1. 倫理道德

考古是“官盜”么?這個疑問連同考古與盜墓的關系問題成為大眾對考古學的最大“迷思”。早在民國時期就充斥著考古學與倫理道德之間的矛盾和爭論,由于那個年代“古史辨運動”與救國救民的社會風潮,讓中國考古學得以發生和發展。傳統社會對祖先的崇拜和對死者的敬畏,導致考古遺跡主要類型之一的墓葬發掘與普通民眾的價值觀產生了巨大沖突。“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價值觀多元化的沖擊,近年來《鬼吹燈》、《盜墓筆記》等虛構文學、影視作品的助推更誘發了公眾的獵奇和從眾心理。“考古等同于挖墓”的誤解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變成考古之于大眾的“標簽”,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1)學界長期與大眾隔絕,缺少溝通的主動性,與民眾之間共享不充分。《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第十五條規定“(一)遺物分人工遺物和自然遺存。人工遺物應全部采集,人類遺骸、哺乳動物骨骼一般應全部采集”。但民間仍懷有“入土為安”、“敬天法祖”的傳統思想,對此考古相關機構和人員在對待人類骸骨上、出土遺物的所有權和墓葬發掘合理性等大眾關切的問題上,缺少人文關懷,不能及時公布信息、提供闡釋,造成民眾對發掘者本身的倫理道德產生質疑。

2)學術本位的缺位。長期以來,中國考古學發展較多依賴墓地和墓葬的發掘,可用資料為墓葬而缺少遺址(居址)等其他遺跡的發掘和研究。這一特色促成了大眾對考古與挖墓偏頗性的關聯。考古發掘多集中在墓葬遺跡方面,這種客觀存在的現象被進一步擴大宣傳,非但不能排除誤解,還會影響大眾對其他遺跡現象的理解,對墓葬背后所體現的古代社會組織結構、生產生活的認識也流于偏頗。

3)違法亂紀現象引起公眾的憤慨。文物市場的不規范,導致制假售假現象猖獗,對利益的追逐、對法紀的漠視,致使盜墓行為屢禁不止。有些發掘工地缺少規范的操作流程和課題意識支撐,“挖寶”思想嚴重,頻繁配合基建,無暇顧及學術研究的需求。個別考古從業者素質不高,存在監守自盜的犯罪行為。

2.價值信仰

考古與盜墓的關聯也進一步引發人們對價值觀的叩問。價值和信仰是人類實際行為的指導準則,來自他人、社會和法律的衡量體系只能退而求其次。學界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從事考古實際工作及研究者多不收藏、買賣文物。堅守社會責任使考古從業人員遵循自身的價值觀體系,不觸碰紅線,專注于學術思想的提高,與偷盜等低劣的行為劃清界限。

比如,在新疆、西藏等邊遠地區當地的盜墓現象極少見,如博爾塔拉州的阿敦喬魯遺址三千多年矗立于此的石圍墓葬,無需探勘就已知其遺跡類型和位置。人口稀少,經濟不發達,這些理由可能會解釋不盜墓的行為,但這里被譽為“圣地”,上百年來承載著新疆牧民的朝拜,驅車而來的觀訪者會攜帶小石塊,虔誠的將一塊塊石頭羅疊在墓葬附近,以示崇敬。這些現象背后體現了牧民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當地社會淳樸的民風,對自身價值觀的堅守,讓這里的人不屑于“盜墓生財”,并引以為恥。

當遺址可能有被破壞和威脅的時候,考古學家搶救性的發掘自然地去選擇最能體現各種價值的遺物。長期以基建考古發掘為主,客觀上造成了 “挖寶式”的、有違現代科學精神的慣性思維。新媒體時代產生了巨大的商業效益,社會普遍存在浮躁之風,有些重利輕義的價值取向,主觀上對知識和科學也不夠尊重。媒體喪失客觀的引導作用,客觀公正讓位于“漲粉”和點擊率……這些方面都助推了考古工作被“黑化”過程。

3.溝通與橋梁

現代考古學逐漸擺托了金石學和傳統史學的羈絆,是一門具有人文基礎的社會科學,“是大學問,不是小常識”。學科的這一特點在很長時間內成為阻礙學者與大眾溝通與交流的壁壘這門學科需要多年嚴格的學術訓練并結合長期的田野實踐,才會讀懂專業考古報告中艱深的符號,理解學術文章中的前沿觀點。

適逢學科轉型發展的關鍵節點,考古學逐步走出“圍城”,以公共考古學的“姿態”縱深地與社會各相關方進行接觸時,涌現出一些新的問題。一方面聚集了一批熱愛考古學的“粉絲”,成為考古學向社會不斷“擴散”的媒介。另一方面,“草根”考古領域中良莠不齊,有些公眾借助自媒體平臺,散布與考古相關的不科學、不全面的學術思想,一時之間吸引眼球,擁有眾多擁躉;有些人將考古學術觀點的提出認為是個人行為,產生文革式的個人攻擊行為,詛咒謾罵不絕于耳;還有些為了制假、售假等私人目的,偽科學的言論和出版物嚴重擾亂視聽,阻礙了學術多元化和學科進步的主流,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新媒體時代,公眾在考古學的傳播方面,群體年輕化,缺乏主動了解的動機以噴為主少有理性,獲取的知識碎片化,理論性不強,無法深入了解考古學這樣既具有歷史深度和科學廣度的“精英”學科,產生貼標簽式的簡單化反應。同時,溝通平臺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反而加劇了考古學“黑化”的現象,更宣傳了對考古學扭曲的理解,讓公共考古學的發展兩極分化。

二、重塑與拓展

回顧公共考古學20年以來發展的青蔥歲月,學界由開始的遲疑、觀望到現今理解基礎上的大力推進,考古學家們努力踐行,創辦微信公眾號、建立公共考古機構、發展新媒體互動平臺、發行大眾考古刊物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部分業界人士轉型緩慢,危機應對乏力,多束手無策,疲于應對;考古機構對學術研究為導向的發掘工作缺少興趣、資金和人員;文物保護過程中考古發掘機構缺少話語權,權責不分;政府行政部門互相扯皮,政見短視,不能以考古專業人士的提案為參考,拖宕不決。

公眾考古學浪潮之下,群體反映出上述“亂象”的原因,一方面學科原本的定位存在偏差,暴露出在學科改革創新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考古資源的社會化尚不到位,考古學人文關懷、回報社會、為民服務的力度仍須加強,文保理念和實踐應在社會領域中更廣泛和深入的拓展。以考古從業機構和學界精英為本位的公共考古學,迫切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重新塑造。

1.科學本位

新時期、新形勢下,考古學已不處于對地下出土材料的描述性階段,研究領域拓展到探討古人行為與精神世界,主張用自身的語言體系探討社會的實質問題。一方面通過較長時間人員和機構間國際化的交流和往來,此外中國考古學近年來“走出去”計劃的實施,越來越多的境外發掘,在中外學術思想溝通、互動頻繁,彼此促進;第二,內在發展“不進則退”的要求。。新時期,中國考古學“蛻變”以后的學科定位取得了學界的共識,即考古學應為以闡釋、分析、建構古代社會為目的,并運用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學科理論流派發展成為一門綜合型的人文社會科學。

在考古社會化呼吁之下,科學本位的理性回歸反而顯得十分重要。在公共考古學所隸屬的既不屬于政府、也不屬于個人的社會領域內,考古學盡量少的參雜政治、民族主義等因素,并減少與史籍“對號入座”的導向,在考古學材料支撐的前提下嘗試新的視角和方法,古代社會興起的重要因素、產生背景、發展過程進行闡釋和分析。考古人員和機構通過學術研究,應積極正面的引導大眾,在公共空間領域積極開通良好的溝通渠道,及時解除誤解,公布信息,傳播正確、科學考古知識。

對大眾而言,考古學并不對應日常生活中的諸多需求,它達到了發現之美、認知之美、思辨之美的美學高度。因此,大眾應注重思維的轉變,在認知方面不斷提升。走近考古學,首先要摒棄諸多固化的觀念、偽科學的思想,學會甄別主觀、個人看法和客觀、全面的觀點。其次,要想成為考古文博系統的“朋友”,。應積極參與現有的協會、學會和集會,在公共空間內形成一些圈子和團體。只有在法治、融合氣氛中,大眾才能與學界進行平等、自由的互動與交流,并參與到地方文物遺址保護、博物館志愿講解、學術討論沙龍等活動中來,成為考古學公眾化、公益化過程的參與者、踐行者。

2.人文關懷

考古學與地質學、生物學等學科相似,都要和平白、樸實甚至艱苦、不適的工作環境相伴,并從中獲取科學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從這個角度來說,考古學反而是“接地氣”的,有學者指出考古學從未躲進“象牙塔”早在考古學誕生發展最初階段,考古界的前輩們就關注到了考古學發展之群眾基礎的問題,考古這門學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提出“考古是建設偉大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當有記者采訪工地上的民工師傅們,詢問他們知否了解腳下的泥土就是上千年前古人生活的都市?大部分的受訪者都不置可否。盡管村民們每日都與考古遺址“朝昔相處”,但單純的雇傭關系,很難從根本上讓他們理解考古工作的價值和意義,理解發掘背后歷史文化的深刻含義。從前考古學封閉的研究狀態與淳樸的基層工作之間存在著“斷裂”,這與參與者的主觀意向和研究導向有很大關系。考古文博工作堅持在基層村鎮之間走訪,有的工作基地就坐落于村野之間,在發掘季不可避免地與當地的村民發生密切關系,但在休息和整理期間,一道大門往往隔絕了內外“兩個世界”。蘇秉琦先生在上個世界50年代就提出“如何使考古成為人民的事業”的議題不解決與大眾長期隔閡的問題,獲得廣泛的群眾基礎只能流于空談。

人文學科的根本還是與人建立的溝通和理解,立足于遺址本身的考古發掘活動,既承載著厚重的文化內涵,也面對雇傭、協作、深入基層等人與人之間最直接的接觸。伴隨著國家對地方的大力投入和支持,遺產豐富地方文化產業鏈條的建立和延長,就業機會和經濟效益的改善也逐漸離不開考古工作的開展。各級政府十分歡迎考古工作者介入當地,考古人員可以積極幫助各級政府申請文物保護單位,闡述文化遺產的內在價值,提升當地的美譽度和知名度。憑借公共考古學浪潮的“春風”,考古工作與地方經濟合作融合加強,考古學者與村民之間彼此“冷漠”的關系也在逐漸緩解。考古從業者除做好本職工作之外,還需轉化身份,“只懂考古已經做不好考古”,著重培養具有溝通、協調能力的綜合型、應用型人才,通過與民眾親身接觸的優勢,引導大眾建立理性思考能力,面對各方訴求,及時做好心理疏導工作。

關于前文提到的“道德倫理”問題,其解決的關鍵也滲透在考古的實際工作中。即在人類遺骸的發掘、研究、處理等各個環節,應遵守一定的倫理規范,給予古墓葬和古人予以最大的重視和尊敬,在考古發掘過程中體現從業者本身所具有的人文關懷精神,才會獲得大眾的同理心。這方面還應參照西方國家考古發掘所涉及到倫理問題的解決方式。記得筆者親身參加敘利亞新石器時代撒比遺址的境外發掘工作,印象頗深。因荷蘭萊頓大學考古系主持發掘的對象為公元前七千紀哈拉夫文化晚期的聚落遺址,但對于處于上層伊斯蘭時期的古墓葬,考古隊則采取通知當地村民、及時將墓葬和骸骨包裝遷移的舉措,過程中態度誠懇、行為規范沒有觸及伊斯蘭的宗教情感和人民的隱私。發掘中的一件小事,讓人體會到,要珍惜每一次與大眾溝通的寶貴機會,實際行動會讓更多人信服,考古學并不違背倫理綱常,也不是“挖寶”的。

3.成果轉化

中國的考古工作,一直遵循搶救第一、保護為主的方針,可以說中國地下文物保護和修復長期以來是以考古工作為基礎的。中國考古學已把社會考古學研究、強調多學科合作、走國際化路線作為現階段的主要目標。有學者指出,學科定位應包含文物遺產保護的相關內容,為文保工作提供學術支持、為文物展示和傳承提供資源和闡釋是新時期考古學的另一個重要任務

近幾年來全國各地掀起了申請、建立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風潮,在文物管理、展示過程中,作為發掘和保護核心的考古機構和人員,有無話語權,是否處于主體地位,還是被動參與?關于地方文保工作的立項、設計、施工及后續相應的維護、調整和監管,能否始終以學術研究為支撐,還是受到政治、商業因素的影響?長期的考古遺址發掘和保護,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目標能否融入本地社會經濟發展中來?作為歷史文化的見證者、國家形象金字招牌的超大遺址,有些卻少人問津,人們是否知道夯土基石、斷壁殘垣景象的背后承載了怎樣的歷史故事?這些問題始終需要從業者給予正面回答和應對。

文化遺產“文化自信”的載體,文保工作是一項功德無量、蔭福萬載的事業。但上述提到的種種狀況提醒我們,文保工作任重而道遠,過多注重保護而缺少必要的公眾參與,遠離民眾日常生活的考古活動,注定造成“曲高和寡”的局面,偏離人民利益和初衷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綱領性文件,提出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加強行業管理與努力服務基層的需要。此外,中央關于文物工作的系列重要舉措中提到讓文物“活起來”,筆者認為可從四個方面來改變現狀。

1)需要進一步完善政府管理部門和各級文物部門的權責機制,樹立公信力。及時請教考古學術機構、考古學家提供文化遺產的復原信息、研究成果、保護建議。加大考古文博專業的科研支持力度,在思路上、觀念上、理論水平上提高政府官員對于文保工作的決策、施政和管理水平。

2)文物保護和遺址公園建設要與地方民生、城鄉建設相融合,文保單位的規劃設計要與城市的道路、廣場等公共設施有機結合,不能以犧牲長期利益來換取短期效益。

3)文物的合理利用不是一句空話,修建的工程、所用的材料都要結合發掘本身,從科學出發,做到可逆化,為子孫后代對文化遺產的傳承打下基礎。

4作為政府搭臺、考古機構主導的考古宣傳和展示活動,有義務全面、及時地發布考古發掘的過程,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做到對文物信息的公開和透明,接受公眾的監督,并讓百姓切實體會到考古成果的轉化給當地帶來的經濟效益、社會影響和精神方面的享受

三、認知與踐行

克服公眾考古學所面臨種種困難,除了上述對考古學目標和任務的重塑和拓展以外,還要在認知層面秉持科學精神,以便大眾對考古學“闡釋”的理解和認同。進而,在溝通橋梁的搭建、社會考古學成果的利用以及政府監管等方面逐步完善,在全社會范圍內提升踐行。

1. 科學精神

當考古學不單純面對過去而需要面臨現實和未來時,隨即在“精英考古學”之外出現了“草根考古學”,考古學的這種社會屬性呈現正反兩面性。一方面聚集了一批具有一定科學素養的堅定支持者,產生了巨大的連鎖反應,刺激和吸引了大眾對考古活動的興趣與關注,在資金投入、成果轉化、研究導向等方面推動了學科本身的建設和發展。另一方面,網絡化時代沒有一種聲音會被埋沒,在認知上不遵循科學的精神,負面的影響也會被擴大化。 

考古走向公眾不是隨波逐流,而需要建立在人們對歷史文化充分認知的基礎上。比科學的訓練更重要的是科學的精神。長期以來學術權威發表的權威評述,成為上個世紀考古學轉型前,引領學科向前發展的方向標。多元化社會,秉持科學精神應成為新時代的唯一標準。科學的精神和素養不是螺旋式的分析,而是應用新的方法、提煉新的觀點。科學的思考方式不是與生俱來的,無論對考古從業者、高等教育人士還是普通民眾都需要長期有意識的學習和培養。  

故而,以學界精英為主導的同時,大眾要培養科學素養,注重歷史文化,注重人文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成為考古學在公眾中投射的“影子”。這些人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不容小覷,他們所構成的考古、文博、文保社團,對考古學的認知越來越正確,精神和意志上越來越統一,隨著類似組織的不斷擴大,公共考古事業才能永續發展下去。

2.提升踐行

 

2017年末,由央視“牽手”十大博物館聯合制作推出的《國家寶藏》系列節目,每次都由一名資深或青年考古學家作為國寶守護人之一,將從前“束之高閣”的文物珍品,用親民的語言和專業的態度向大眾娓娓道來。調查顯示,這樣一個電視節目的忠實觀眾卻是年輕人,并得到普通百姓的青睞。“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智的開化,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才能得以傳承,而考古學只是文化“春天”來臨時的一道亮麗的風景。借助考古文博系統與央視、文娛界的合作機會,讓考古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文物背后的故事通過大眾媒體讓民眾有所了解,迎合了大眾的追求和品位,是一次成功的考古“公關”行動。

此外,對于“公眾考古學”所涉及的以考古研究為基礎、大眾互動參與的公共事務,無論代表大眾還是個人發聲都需要依存主流價值觀。因此通過媒體平臺呈現出的任何反饋和言論都要注重社會影響,偽科學的不當言論應當等同于暴力、色情、侵權、違法等現象,網絡和大眾媒體應予以避免過多宣傳和推介。

近幾年產生巨大社會效應的海昏侯墓考古活動及其相關的宣傳,讓社會各界通過正面渠道和專業媒體共享大墓發掘過程和文物的詳細信息,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發掘資料共享和發布方面及時準確,堪稱公眾考古學的成功典范。但關于海昏侯的封地、城池以及這個封國背后的社會、政治、風俗習慣等方面,工作尚顯不足。由死及生,如何將一個貴族墓背后的社會文化圖景完整的展示出來,這個嶄新的課題還有待更多證據的提供、多學科的廣泛合作及科研的不斷深入。

這一案列說明考古發掘研究機構在考古大眾化中充分利用考古的社會研究成果,切實提升踐行。既不是羅列琳瑯滿目的貴重器物,也不是一味制造噱頭、商業化炒作。考古學家應盡可能的通過小面積的發掘盡可能多的獲取信息,更多的關注發掘和文物背后的社會擴大研究視野,向大眾推出考古所特有的對歷史文化、精神信仰的解釋和理解。

公共考古人士一直主張國家和各級政府給予公共考古制度性的支持,對具有社會屬性、屬于公益范疇的這門分支學科,此過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在初期實踐的階段,政府應在以下三個方面加大支持和監管力度和頻度。

1)政府相關機構應積極促進發展考古公益事業,在政策法規上支持在社會領域建立相關的社會團體和組織。

2)政府各部門之間應密切合作,加大力度支持以學術研究、文物保護為目標的考古發掘,尊重考古機構和專家提出的可行性建議,將眼界放遠,結合當地民生和城建情況,通盤考慮,逐步實施。

3網絡管理機構需嚴格把關媒體上發布的圖文、視頻和直播,保證社群和網媒上與大眾互動活動的客觀與科學,懲處違法亂紀的行為。

四、傳承與共贏

通過公共考古學的助推,人們會驚訝的發現,考古學是一個巨大的寶藏,它為理解中國和世界古代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這個學科不僅需要考古人本身,更需要來自全社會的支持,歸根結底是人心所向,價值觀的取向問題重新建立道德和倫理上的互信,讓刨墳掘墓行為、道德淪喪現象為全社會所不恥;大眾通過親身體會、及時反饋做到“文化自覺”,實現由被動接受向主動參與轉變。歷史文化與商業利益、獵奇心理與求知欲望、敬祖思想和科學精神,應彼此融合而非走向對立。

經濟的長足發展,逐漸形成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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