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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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洛陽的外來風情

洛陽師范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毛陽光

 
  唐代的洛陽,作為帝國的東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在武則天時期它一度超越長安成為帝國的都城——神都。而她所在的河南道物產豐富、經濟發達,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的暢通,大運河的開鑿使得洛陽的對外交通空前發達。以往我們更多地關注了唐代長安外來移民和外來文明的情況。而通過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資料的分析,此時洛陽的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也非常的頻繁,這里成為多元文化匯聚交流的地區。外來文化的進入極大豐富了這一時期洛陽城市的社會生活,洛陽也成為這一時期極具外來風情的城市。
 
  根據洛陽出土的墓志資料并結合傳統文獻來看:唐代的洛陽居住著大量來自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外來移民。這其中有來自西北的突厥人,唐朝平定突厥后,許多歸附唐朝的突厥貴族居住在洛陽。尚善坊就有阿史那忠的住宅。而阿史那忠的曾孫史瓘晚年居住在洛陽興敬里。(毛陽光《兩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1期)另外,敦化坊還有西突厥阿史那斛瑟羅的住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五)東突厥頡利可汗的曾孫阿史那感德在武后時期任右豹韜衛將軍擔任宿衛,居住在從政里。(趙振華《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釋》,《史林》2004年5期)處羅可汗之孫阿史那勿施任右屯衛翊府右郎將,神功元年(697)卒于洛陽新安里官舍。(《全唐文補遺》第二輯《阿史那勿施墓志銘》)而龍門石窟也有許多以阿史那氏等突厥貴族的造像題記,反映出這一時期洛陽成為了突厥貴族移民新的聚居區。
 
  高宗、武后時期,由于唐朝在朝鮮半島對百濟和高麗戰爭的勝利,兩國降附貴族大量進入洛陽。如高宗顯慶五年(660),唐將蘇定方攻降百濟。百濟王扶余義慈、太子扶余隆以及將領五十八人被送往東都。(《舊唐書》卷八三,《蘇定方傳》)扶余義慈和扶余隆卒后都葬于洛陽北邙山。(《扶余隆墓志銘》,《唐代墓志匯編》永淳024)而百濟將領黑齒常之、黑齒俊父子歸附唐朝后也都葬于洛陽邙山。(《唐代墓志匯編》,神龍033)在龍門石牛溪北第0877號窟龕旁邊還有扶余氏的造像題記。
 
  高麗人高足酉歸附后,在洛陽長期統領禁軍,并參與修建天樞。(《高足酉墓志》《唐代墓志匯編續集》萬歲通天003)高麗貴族中的另一支泉氏家族許多成員也居住并葬于洛陽,泉男生葬于洛陽。(《泉男生墓志》,《唐代墓志匯編》調露023)而其弟泉男產在武則天時期擔任營繕監大匠員外置同正員,大足元年(701)三月卒于洛陽,后葬于邙山。(《泉男產墓志》,《唐代墓志匯編》長安008)泉男生之子泉獻誠在洛陽定鼎門街東的尊賢坊和集賢坊有宅第。他和其孫泉毖死后都葬于洛陽邙山祖塋。(《泉毖墓志》,《唐代墓志匯編》開元378)由于洛陽居住著大量的高麗人,連武后時期的御史大夫楊再思也被同僚戲稱:“面似高麗”。楊再思不以為忤,“請剪紙自帖于巾,卻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可見當日風氣。(《舊唐書》卷九〇《楊再思傳》)直到唐后期,這里還有許多高麗人后裔,如高麗王高藏之孫高震在代宗時期任工部尚書、右金吾衛大將軍,晚年居住在洛陽教業里。(《高震墓志》,《唐代墓志匯編》大歷075)居住洛陽的高麗貴族后裔還有高德,他擔任宿衛宮禁的職責,其宅第在道政里。(《高德墓志》,《唐代墓志匯編》天寶008)
 
  洛陽還有許多來自西域和中亞地區的移民。如《裴沙墓志銘》記載疏勒人裴沙在唐前期穩定安西四鎮的軍事行動中立下戰功,致仕后居住在洛陽。(《唐代墓志匯編》開元213)中亞粟特地區的許多貴族也在此時來到洛陽,《翟氏墓志》記載其夫是康國大首領,入唐被授予檢校折沖都尉之職。其宅第在洛陽福善坊。(《唐代墓志匯編》天寶146)六胡州粟特首領安菩的妻子何氏與兒子安金藏在武后時期居住在洛陽惠和坊。(《安菩墓志》《唐代墓志匯編》景龍003)洛陽章善里還有來自中亞南部地區吐火羅人羅甑生,其家族是北朝時期遷居漢地的。(《羅甑生墓志銘》,《唐代墓志匯編》調露016)清末出土于洛陽的《阿羅憾墓志》記載阿羅憾“族望波斯國人也”,阿羅憾于顯慶年間出使唐朝后被授予將軍留長安侍衛宮禁,曾任拂菻國諸蕃招慰大使。他于景云元年(710)95歲時卒于洛陽,他還有一子名俱羅,他們是武則天時期遷居到洛陽的波斯移民。(《唐代墓志匯編》景云001)
 
  這時的洛陽是帝國著名的商業都會,交通便利,商業繁榮,城中有南市、北市等市場,這吸引了許多胡商來到這里從事貿易。洛陽洛南新區的唐安國相王唐氏孺人墓中胡人牽馬、牽駝圖壁畫就向我們展示了唐代洛陽地區胡商長途貿易的場景。(《唐安國相王孺人壁畫墓發掘報告》,134頁)這其中許多是粟特商人,龍門石窟的龍門古陽洞與藥方洞之間的“南市香行社像龕”永昌元年(689)題記中就有從事香料貿易的粟特商人安僧達、史玄策、康惠登、何難迪、康靜智。一些粟特商人可謂富甲一方,如康婆“世襲衣纓,生資豐渥,家僮數百,藏鏹巨萬,招延賓□,門多軒蓋。錦衣珠服,入必珍羞;擊鐘鼎食,出便聯騎。”(《康婆墓志》《唐代墓志匯編》貞觀139)
 
  另外,洛陽也有大量來自外國的僧侶,其中佛教僧侶數量最多。高僧康法藏武后時期居住在洛陽,并在佛授記寺講解《華嚴經》。開元年間入唐的天竺密宗高僧金剛智、善無畏和不空都曾在洛陽譯經并傳播密宗。龍門石窟東山看經寺的摩崖上有吐火羅僧人寶隆的造像。龍門石窟西山第484窟還有新羅僧人開鑿的“新羅像龕”。洛陽也有一定數量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僧侶,如唐后期洛陽大秦寺的寺主是法和玄應,僧侶有大德玄慶、志通,他們是來自中亞信仰景教的粟特人。(羅炤《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幢記〉石幢的幾個問題》,《文物》2007年6期)
 
  上個世紀以來,洛陽地區唐墓出土了大量胡人俑,他們中既有武官俑,還有樂舞俑、牽馬、牽駝俑,身背行囊的胡商俑,昆侖奴俑、胡侍俑,他們相貌迥異,從事各種職業。他們都是當年洛陽城各色外來移民的真實寫照。
 
  隨著這些移民的大量進入,異彩紛呈的外來文化也隨之出現在洛陽地區的社會生活中。中國古代傳統文獻中對于社會生活層面的內容大多不甚關注,因而筆者這里大量使用了考古發掘資料,尤其是出土于洛陽唐代墓葬中的文物,雖然這些文物是明器,但從古人視死如生的觀念來考量,他們恰恰是唐代洛陽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
 
  由于大量胡人的涌入,胡服在洛陽非常流行,男女都有穿著,洛陽唐墓出土的大量身著胡服的陶俑證明了這一點。如洛陽龍門盛唐時期安菩墓就出土了兩件身著圓領窄袖長袍,腰束革帶的漢族男俑。(《洛陽陶俑》266-267頁)同樣服飾的男俑在孟津西山頭唐墓也有多件。(《洛陽陶俑》,228-229頁)偃師恭陵哀皇后墓中出土了大量身著翻領窄袖長袍的騎馬俑。而洛陽的許多女性也身著翻領窄袖以及圓領窄袖長袍的胡服,如偃師城關唐柳凱墓中出土的頭戴胡帽,身著圓領窄袖長袍的女俑。(《洛陽陶俑》,165頁)洛陽關林鎮唐墓也曾出土身著翻領窄袖長袍的彩繪女俑。(《洛陽陶俑》,226頁)。而尖頂或卷沿的胡帽在洛陽也非常流行,1985年偃師后杜樓村出土的彩繪牽馬俑、褐釉牽馬男胡俑以及洛陽關林唐墓出土的三彩牽馬男胡俑都頭戴尖頂帽。(《洛陽陶俑》261、296、333頁)洛陽東北郊唐墓以及偃師前杜樓、北窯、城關鎮等地唐墓也出土了頭戴卷沿虛帽的彩繪男胡俑。(《洛陽陶俑》180、175、176、179頁)許多洛陽婦女出行時還戴著來自西域的帷帽,如偃師杏園李嗣本墓中就出土一件騎馬女俑,頭戴笠帽,頭頸用織物遮掩,雙臂間還有一寬沿帷帽。(《偃師杏園唐墓》,41頁)裝束與前者相似的帷帽騎馬女俑在鞏義二電廠90號唐墓以及北窯灣M6唐墓都有出土。(《河南唐三彩與唐青花》,298頁)這些都體現出胡風對當時洛陽城市服飾的影響。
 
  而外來的樂舞娛樂活動也豐富了這一時期洛陽城市生活。來到洛陽的中亞胡人中許多通曉音樂和舞蹈。1980年洛陽偃師南蔡莊唐墓出土的一件彩繪胡俑,胡俑高鼻深目多須髯,頭戴胡帽。兩手緊握做揮舞狀,手中有孔洞,筆者推測很可能是手執鼓杖敲擊羯鼓。(《偃師文物精粹》,171頁)胡人樂者的形象甚至出現在當時的陶塑玩具上,如鞏義黃冶窯遺址出土的一件陶塑樂伎俑,陶俑為胡人男子形象,高鼻深目,闊口,絡腮胡須。胸前懸掛腰鼓,一邊奏樂一邊歌唱。(廖永民《黃冶唐三彩窯址出土的陶塑小品》,《文物》2003年11期)
 
  胡人樂者和大量胡樂器的進入,使得洛陽胡樂非常流行。1982年在洛陽宜陽縣的唐代散樂磚雕中有八位手執樂器的侍女,其中有一位就在彈奏傳自龜茲的曲頸琵琶。玄宗時名相宋璟的女兒也擅長演奏羯鼓,據《羯鼓錄》記載她經常在洛陽長夏門東的尊賢坊宅第小樓中練習羯鼓。正因為如此,詩人王建《涼州行》云:“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全唐詩》卷二九八)而元稹《法曲》也指出唐后期的洛陽“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一些來自異域的游藝活動也曾在洛陽也非常流行,這其中就有來自中亞粟特地區康國的潑寒胡戲。潑寒胡戲是胡人在臘月舉行的群眾性歌舞活動,在武后、中宗時期的洛陽風行一時。中宗神龍元年(705)十一月,中宗就在洛陽城南門樓觀看潑寒胡戲。(《舊唐書》卷七《中宗紀》)這次活動的場面,我們可以在此后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的上疏中略知端倪,“比見都邑城市,相率為渾脫,駿馬胡服,名為《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之勢也;騰逐喧譟,戰爭之象也。”(《唐會要》卷三四《論樂》)而起源于波斯,唐初傳入漢地的馬球,在洛陽社會也非常流行。玄宗在藩邸時在河南府告成縣百姓王利文宅北坂下就辟有球場。(《冊府元龜》卷二四《帝王部·符瑞三》)中宗的女兒長寧公主在洛陽長夏門道德坊的宅第旁還有球場。玄宗宰相李林甫年輕時也喜好馬球,“在東都,好游獵打球,馳逐鷹狗。每于城下槐壇下騎驢擊,略無休日。”(《太平廣記》卷十九《李林甫》)直到唐后期,洛陽的許多紈绔子弟,“或危帽散衣,擊大球,戶官道,車馬不敢前。”(《新唐書》卷一八一《李紳傳》)2003年洛陽伊川縣大莊M3唐墓曾出土一件菱花形銅鏡,其浮雕紋飾正是四位球手騎乘駿馬,手持鞠杖打馬球的場景。(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伊川大莊唐墓(M3)發掘簡報》,《文物》2005年第8期)
 
  景教、祆教和摩尼教也為洛陽城的信仰生活帶來了新的氣象。源于波斯的摩尼教。摩尼教在武后延載年間進入洛陽。(《閩書》卷七《方域志》)唐后期,由于回鶻的支持,摩尼教僧侶在元和二年(807)在河南府設置了摩尼寺從事傳教活動。(《冊府元龜》卷九九九《外臣部·請求》)作為基督教支派的景教則在唐初經波斯傳入中國。武則天時期,洛陽已經有景教寺院,當時稱為波斯寺,位于修善坊,后改稱大秦寺。(《河南志》,12頁)2006年5月,在洛陽市東郊出土了一件珍貴的唐代景教經幢殘件,該經幢呈八棱形,石灰巖質,出土時只有上半段,內容是《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根據《經幢記》的記載,直到唐后期,洛陽還有一定數量的景教信徒,他們在當地大秦寺景教僧侶的組織下還經常舉行宗教活動。起源于波斯的祆教在北魏時期就已經傳入洛陽。唐代在洛陽經商、定居信奉祆教的胡商使得祆教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洛陽的立德坊、會節坊修善坊、南市西坊都有祆祠。胡商還經常在這里舉行宗教活動。張鷟《朝野僉載》卷三記載:“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豬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為祆主,看者施錢并與之。其祆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咒之,平復如故。”盡管這幾種外來宗教對當時的居民生活影響有限,但他們與佛教、道教共同構成了唐代洛陽多元的信仰空間。
 
  在洛陽日常社會生活中,大量外來器物被經常使用。這其中就有高足杯,高足杯最初流行于東羅馬拜占庭時期。高足杯在洛陽社會上層官僚貴族生活中使用非常普遍,銀高足杯在洛陽唐墓出土了多件。如洛陽博物館收藏了一件草葉紋高足銀杯,高足上有托盤,足為花瓣形,紋飾為草葉紋。(《洛陽文物精粹》,69頁)北京大學塞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狩獵紋鎏金銀高足杯也出自洛陽邙山唐墓,杯體較高呈筒形,杯體紋飾是纏枝紋和狩獵紋;(《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藏品選》,122-124頁)洛陽宜陽縣張塢鄉和伊川水寨也曾出土過的銀高足杯。(《洛陽文物精粹》,68頁;《洛陽出土文物集粹》,107頁)
 
  多曲長杯也是外來風格明顯的器物,器物呈橢圓形,八曲或十二曲,杯腹較淺,有圈足,在薩珊波斯時期非常流行,之后經中亞粟特地區最終傳入唐朝。洛陽唐墓曾多次出土多曲長杯,1991年在洛陽伊川鴉嶺鄉杜溝村唐后期齊國太夫人墓中就出土了兩件雙魚紋四曲金長杯,長杯底部中心有水波紋,雙魚環繞,邊飾為寶相花紋。(《洛陽文物精粹》)另外,洛陽偃師杏園唐開成五年(841)崔防墓中也出土過一件銀質四曲長杯。(《偃師杏園唐墓》201頁,圖版24-5)
 
  除了以上的金銀器之外,洛陽唐墓還出土了許多這些器物的仿制品。這其中許多是三彩仿制品。如洛陽東郊塔灣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鳳首壺,壺首為鳳頭形,頭有高冠,尖嘴,壺身一側附弧形柄,裝飾狩獵紋和鸞鳳紋。在洛陽邙山葛家嶺出土的獸首壺,通體施淡黃、綠釉,壺口裝飾有一獸首,雙目圓睜,張嘴露齒。(《河南唐三彩與唐青花》,124、125頁)這幾件器物其造型和裝飾源于波斯薩珊王朝時期的金銀器——胡瓶,在當時洛陽官僚貴族生活中使用非常普遍。洛陽東北郊以及偃師城關鎮唐墓出土的頭戴折沿帽的胡俑都手執胡瓶。2005年在洛陽洛南新區發掘的唐安國相王唐氏孺人墓第二天井東壁壁畫中的侍者也手提一件鴨嘴式長尖流,細長頸胡瓶。(《唐安國相王孺人壁畫墓發掘簡報》彩版第26,142頁)除三彩之外,洛陽唐墓還出土了其他材質的仿制品,如河南偃師杏園晚唐墓葬中還出了精美的白瓷四曲長杯。(《偃師杏園唐墓》,195頁)河南偃師杏園村廬州參軍李存墓中出土的滑石四曲長杯。(《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唐墓》,《考古》1984年10期)李郁墓中也發現了相似器型的滑石長杯。(《河南偃師市杏園村唐墓的發掘》,《考古》1996年12期)
 
  外來裝飾和雕塑藝術也在此時的洛陽城市建設留下了痕跡。其中的大型建筑如天樞,曾在武周時期屹立在皇城端門前。天樞由新羅人毛婆羅負責設計制模,居洛各國蕃長出資建立的大型景觀性金屬紀念柱,參與其事的有高足酉、泉獻誠、阿羅憾等各國歸唐官員。學者們認為天樞是仿西方紀念柱形制的產物。另外,洛陽宮城宮殿建筑的構件也多有中亞、西亞文化的痕跡,即大量使用起源于西亞波斯的聯珠紋裝飾圖案。聯珠紋就是一圈連續的圓珠作為一個圖案的邊緣裝飾,中間則修飾其他圖案。洛陽隋唐宮城遺址上出土的雙鳳紋方磚、牡丹紋方磚,蓮花紋瓦當、忍冬紋瓦當,上陽宮遺址和應天門遺址出土的蓮花紋瓦當都使用了聯珠紋的裝飾圖案。除了宮殿建筑之外,洛陽含嘉倉、子羅倉遺址以及履道坊和溫柔坊等坊里考古發掘的瓦當都使用聯珠紋圖案。
 
  由于唐前期和天竺聯系的密切,許多僧人都到天竺去求取佛經。因而天竺佛教雕塑藝術也在洛陽城有所體現。如龍門石窟在高宗、武后時期優填王造像盛極一時,主要分布在敬善寺洞和賓陽洞,約有70余尊。其造像身軀健壯,身著右袒式袈裟,衣服平貼而無褶紋,軀體顯露,具有南亞熱帶氣候條件下的服裝特征。其造型可能和玄奘貞觀十九年(645)西行求法取得七尊天竺造像有關。龍門石窟賓陽洞北崖、萬佛洞南壁等處唐初佛教造像中還有印度秣菟羅藝術風格,造像臉龐圓潤,身材修長,曲線柔美,身披如被水沾濕的薄衣。而洛陽龍門還有大日如來像和多臂多面觀音像等密宗造像。如東山擂鼓臺北洞和劉天洞都有螺髻寶冠,身披瓔珞,著右袒袈裟和臂釧的大日如來像。而龍門西山中部萬佛洞南側、擂鼓臺北洞窟外、萬佛溝北崖都有多臂多面觀音。萬佛溝的千手千眼觀音有三眼十二臂,每個圓潤豐滿的手臂都有不同的手勢,非常優美。
 
  當時東都洛陽敬愛寺還有王玄策攜歸的菩提樹下彌勒菩薩塑像,“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為樣。巧兒、張壽、宋朝塑,王玄策指揮,李安貼金。”(《歷代名畫記》卷三《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佛授記寺則有金剛真容像一尊,是僧人義凈在證圣元年(695)從天竺帶回洛陽的。此時洛陽的許多寺院還有外來色彩濃厚的壁畫,如來自于闐的尉遲乙僧的花鳥人物畫都具有濃厚的異域色彩,“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尉遲乙僧”)他在洛陽大云寺兩壁繪制了鬼神、菩薩六軀,凈土經變、閣上婆叟仙等,其中黃犬及鷹最妙。獅子國人金剛三藏也善西域佛像。“東京廣福寺木塔下素像,皆三藏起樣。”(《歷代名畫記》卷九《唐朝上》)
 
  由于文獻和考古資料的局限,以上的內容并不能概括唐代洛陽異彩紛呈的外來風情的全部。但毋庸置疑,外來文化滲透進入洛陽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為中古時代的洛陽城市生活增添了新的色彩,和長安一樣,此時的洛陽也是一座充滿外來風情的國際化都市。
 
  原載《文史知識》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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