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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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涉足佛教到底有多深

   摘要:武則天崇奉佛教,但對佛教并不怎么了解,對佛教主張也不能奉行。她對于佛教,主要考慮利用。她采取對僧人封爵、授職、賜紫袈裟、賜僧齡等破天荒的措施抬高佛教,實際上無視佛教儀軌,對佛教施行踐踏和破壞。受國家利益、客觀形勢和其政治身份的制約,她對不滿現實的佛教派別予以限制、取締,對妖妄惑眾的佛教徒嚴懲不貸。這都體現了國家對所謂方外勢力的管束,體現了皇權的強大。

 
  關鍵詞:武則天;佛教;金輪圣神皇帝;延年益壽
 
  武則天有過以皇后身份參政、以皇太后身份執政的30年經歷,她進而企圖推翻唐朝建立周朝,自己當皇帝。但身為女性,她無法逾越儒家傳統的男性皇儲繼位規矩,只好利用佛教蒙騙輿論,因為佛教講前世和來世,游談無根,無從驗證,對于具有盡信書陋習的中國人來說,效果最佳。僧人們積極配合。載初元年(690),洛陽白馬寺薛懷義、東魏國寺法明等九僧,“造《大云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1]這部偽撰的《大云經》已經失傳,但它所依據的十六國時期北涼曇無讖的譯本《大方等無想經》,仍為我們了解情況提供了線索。該書卷四說:“爾時眾中有一天女,名曰凈光。”佛對這位天女講其前世因緣,說:“汝于彼佛,暫得一聞《大涅槃經》,以是因緣,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復聞深義。舍是天形,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所統領處四分之一。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優婆夷。教化所屬城邑聚落男子女人大小,受持五戒,守護正法。摧伏外道諸邪異見。汝于爾時,實是菩薩,為化眾生,現受女身。”卷六又說:“是天女者,……為眾生故,現受女身。”“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閻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承奉,無拒違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見。”[2]今存敦煌殘卷《大云經神皇授記義疏》解釋薛懷義等僧偽撰的《大云經》說:“今神皇(武則天)王南閻浮提一天下也”,“當今大臣及百姓等,盡忠赤者即得子孫昌熾,……皆悉安樂”。“如有背叛作逆者,縱使國家不誅,上天降罰并自滅。”長壽二年(693),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在洛陽譯出《寶雨經》。但傳世的《佛說寶雨經》題為唐代達摩流支譯。該書卷一說:東方月光天子乘彩云來到佛的面前,佛對他說:我涅槃之后,進入第四個五百年,“汝于此贍部洲東北方摩訶支那國(中國),……實是菩薩,故現女身,為自在主,經于多歲,正法教化,養育眾生,猶如赤子”。[3]經中還有“菩薩殺害父母”的內容,能為武則天大肆殺戮李唐宗室開脫。武則天的所有困境終于被統統解除。九是陽數,她選擇載初元年九月九日重陽節這一天,登上洛陽宮城則天門樓,舉行登基大典,體現了自己前世的男性身份,龍飛九五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了。她新創“曌”(今讀照)字作為自己的名字,表明自己合日月陰陽為一體。稱帝后,她作《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徑直宣稱自己當皇帝有來歷,說:“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是所謂“《大云》之偈先彰”,“《寶雨》之文后及”。[4]她下制頒布《大云經》于天下,洛陽、長安兩京及各州皆立大云寺一所。“佛記”是佛授記的略稱,指佛對發愿修行者授予未來成果作佛的預記,她于是在洛陽設立了佛授記寺。起初,李唐皇室自稱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對宗教地位排座次,規定道先佛后;武則天利用佛教改朝換代,對佛教懷著感激之情,遂調整為佛先道后。
 
  武則天與佛教的關系,要比唐代其余皇帝密切得多。敦煌殘卷《大云經神皇授記義疏》說她“幼小時已被緇服(佛教徒穿黑色服裝)”;她在作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二人配偶的間隙中,曾在長安感業寺當尼姑。她還是一位被史書記載“兼涉文史”[5]的知識女性。那么,她涉足佛教,到底達到什么程度?
 
  請看武則天同佛教相關的一些事例。
 
  利用佛教改朝換代的當天,年號由“載初”改為“天授”,表示君權神授。君權神授本是古已有之的觀念,但武則天這時用它來證明自己稱帝的合理性,則與佛教精神不協調。這里的一層意思,下文分析“天冊”時,讀者可以類推;另一層意思,“天授”是一個被佛教否定、唾棄的術語。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六說:斛飯王的兒子“提婆達多”,提婆(Deva)的含義是“天”,達多(datta)的含義是“授”,按照意思翻譯,即“天授”。釋迦牟尼如來佛是他的堂兄,即斛飯王的哥哥凈飯王的兒子。提婆達多加入佛教以來,“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他對于堂兄不服氣,認為:“我相三十,減佛未幾(佛有32種福相);大眾圍繞,何異如來?”他于是分裂僧團,并陰謀除掉釋迦牟尼。他“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他遠道而來,實施其計劃,走到鄰近釋迦牟尼在室羅伐悉底國的住所給孤獨園時,“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大唐西域記》是玄奘奉唐太宗敕,將自己赴印度巡禮求法的經歷撰寫成的一部書,貞觀二十年(646)即進獻朝廷,早于改元“天授”44年。武則天利用佛教改朝換代,命名大周政權的第一個年號,應該謀求吉利、恒久,自然要反復斟酌、遴選,居然采取了一個佛教所說下地獄的術語“天授”,可見她對佛教典故的了解非常有限。
 
  武則天當皇帝15年,相繼制定過四個尊號,即金輪圣神皇帝、越古金輪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輪圣神皇帝、天冊金輪圣神皇帝。慈氏是彌勒的意譯,武則天被說成是男身菩薩彌勒下凡,變現女身,當中國國君。佛教認為:世界的中心是須彌山,同一日月所照臨。須彌山四周有七重香海、七重金山。第七重金山外有鐵圍山所圍繞的咸海,咸海四周有四塊大陸,即東毗提訶洲、南贍部洲、西瞿陀尼洲、北拘盧洲,統稱四大洲。每個洲號稱一天下,四個州統稱四天下。“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惟贍部洲。夫輪王者,將即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6]武則天的尊號體現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兩個權威的合璧。但尊號說是“越古”、“天冊”,則與佛教精神相違。佛教認為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這些六道眾生,處在遷流不息的輪回之中,號為六凡;而佛、菩薩、緣覺、聲聞是四圣,已獲得程度不同的覺悟和解脫,永遠脫離了六道輪回。因此,天比菩薩地位低,根本無資格去冊封菩薩皇帝。四圣解脫后,便超越時空,常樂我凈,也不存在什么“越古”問題。南贍部洲又譯作南閻浮提,無論中國,抑或印度,都只是南閻浮提中極小的一部分,其疆域絕對達不到一天下的范圍。因此,武則天連“所統領處四分之一”都沒有達到,做鐵輪圣王都不夠資格,居然號稱統治四天下的金輪皇帝,實在是瞎編胡吹。但這則事例還不好直接判斷為武則天不了解佛教,而是她貪大做大心理的體現,因為唐太宗在《大興善寺鐘銘序》中早就宣稱過:“皇帝道葉(協)金輪,心居黃屋,覆燾萬方,舟航三界。”[7]
 
  在武則天的扶持下,康國(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血統的中國籍僧法藏,在洛陽參與重新翻譯《華嚴經》,并創立了華嚴宗。華嚴宗的總理論是法界緣起說,為了闡明這一說法,又提出四法界、六相、十玄門等法門。武則天把法藏召入洛陽皇宮中,為自己講解新譯《華嚴經》,“至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武則天根本聽不懂,“茫然未決”。[8]于是法藏以殿前的金屬獅子為教具,撰寫并講解《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師(獅)子章》。比如講“六相和合義門”,《金師子章·括六相第八》說:“師子是總相,五根差別是別相。共從一緣起,是同相;眼耳等不相濫,是異相。諸根合會有師子,是成相;諸根各住自位,是壞相。”[9]這是說:總體上看獅子,它是總相。但獅子有眼耳鼻舌身五根,它們一一有別,這就是別相。五根和合而成一個獅子,五根即具備組成一個整體的共同性,這是同相。但五根畢竟各不相同,這是異相。五根能共同組成一個獅子,這是成相。但五根在組成一個獅子后,并沒有消泯自己,而依然各就各位,保持著自己的相狀,這是壞相。法藏這一直觀形象的教學,把華嚴宗艱深的義理變得“徑捷易解”,武則天“遂開悟其旨”。[10]這說明武則天對于深奧的佛教理論,雖然不具備修養,但一經點撥,尚能理解。
 
  對于僧人修持佛教的終極目的,武則天沒有看到他們旨在脫離六道輪回,最終獲得涅槃解脫,而是以為可以在人道中長壽不衰,消災弭禍。因此,他禮遇或延請一些僧人,妄圖通過他們得到這些好處。
 
  顯慶元年(656),33歲的武則天難產,祈求佛教保佑,提出所生孩子將歸依三寶,請僧人玄奘屆時為孩子授戒。玄奘啟奏她必定順利生下一個男嬰,還說見到一只赤雀飛止于京師長安顯慶殿御帳座內,自己告訴赤雀:“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懷憂懼,愿乞平安。若如所祈,為陳喜相。”果然見赤雀“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這是“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故使羽族呈祥”。男嬰生下后,由玄奘收為徒兒,號為“佛光王”。玄奘不斷上表,歌頌皇室為:“殫四海之資,不足比此檀行(施舍)”;欣慰“如來之有嗣”,定會“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11]
 
  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僧胡超自稱數百歲,受武則天命合“長生藥”,花費巨萬,三年而成。武則天服藥后,病情好轉,“以為神妙,望欲彭祖同壽,改元為久視元年(700)”。[12]武則天時年77歲。北宗禪大師神秀居住在湖北當陽縣當陽山玉泉寺,在僧俗間影響很大。同年,武則天遣使迎請他來洛陽。神秀對于帝王,“傳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加上已是90多歲的高齡,便“趺坐覲君,肩輿上殿”;武則天反而對他“屈萬乘而稽首”。[13]武則天把他安排到洛陽皇宮內道場中,“豐其供施,時時問道”。[14]這無疑與武則天健康惡化、祈求佑護有關。
 
  長安四年(704)臘月,武則天81歲,把法藏從長安崇福寺召至洛陽,供奉于內道場,建置華嚴法會。法藏向武則天談起自己年青時曾煉指供養陜西扶風法門寺舍利塔,這里珍藏著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分發的佛骨舍利。早在顯慶五年(660),唐高宗曾下詔迎請法門寺這截“護國真身釋迦佛指骨,至洛陽大內供養”,武則天“施金函九重”,作為盛放舍利的法器。后來,舍利由道宣律師奉命“送還法門寺”。[15]40多年過去了,武則天已成為耄耋老嫗,在病榻上聊度余生,想借助于法藏,乞靈于佛教,恢復健康,延年益壽,于是敕令法藏前往法門寺迎舍利。法藏請出舍利,于次年正月十一日送至洛陽。武則天敕令王公百官和洛陽的善男信女制作精美華貴的幡華幢蓋,由太常寺演奏莊嚴的樂曲,將舍利迎至明堂。正月十五這天,武則天“身心護凈,頭面盡虔”,請法藏捧持舍利,“普為善禱”。[16]但武則天健康惡化已如狂瀾既倒,借助于法藏,乞靈于佛教圣物,也未能好轉。七天后,張柬之便乘機發動了政變,逼迫武則天退位,由她的兒子唐中宗復位,十個月后,她在洛陽去世。
 
  武則天既然與佛教關系非同一般,她必然要崇奉佛教,抬高佛教地位。她大肆造寺、造像,組織翻譯佛經,編訂《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禮遇僧人,因而僧人的活動空前活躍。證圣元年(695),義凈游學天竺、南亞25年,從室利佛逝(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回國,帶回“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金容一鋪,舍利三百粒”。武則天親自到洛陽上東門外迎接他,“諸寺緇伍具幡蓋歌樂前導”。[17]武則天把他安排到佛授記寺譯經,還為之作序。天竺僧菩提流志、寶思惟、日照、慧智(生于中國),于闐(新疆和田)僧實叉難陀、天智,吐火羅(阿富汗北部)僧寂友,新羅(朝鮮半島)僧圓測,當時都在洛陽譯經。武則天還把僧人拉來,參與解決國家大事。神功元年(697),契丹大舉入寇,武則天一方面派軍隊北上應戰,一方面敕令法藏在洛陽“依經教遏寇虐”。法藏于是沐浴更衣,建立道場,設置十一面觀音像,行道作法。幾天后,契丹軍隊所見的武周軍隊便成了“無數神王之眾”,又見“觀音之像浮空而至”,因而軍心大亂,被武周打敗。武則天下敕表彰法藏,說:“薊(原誤為‘蒯’)城之外,兵士聞天鼓之聲;良鄉縣中,賊眾睹觀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陣塞,仙駕引纛于軍前。此神兵之掃除,蓋慈力之加被。”[18]
 
  為了崇奉佛教、抬高佛教地位,武則天竟然做了一些荒唐事。為了酬謝褒獎薛懷義等九位僧人偽撰《大云經》為她改朝換代鳴鑼開道,她把他們賜封為縣公爵位,并依照高級官員的服色佩飾,賜給紫袈裟、銀魚袋。她還把標榜出世的僧人改變為入世的朝廷官員,兩度任命薛懷義充當督作使,進入皇宮主管建造明堂的土木工程,還兩度任命薛懷義擔任行軍大總管,帶兵奔赴前線抵御突厥的進犯。這種抬舉、重用僧人的舉措,在社會上引起一些波動,出現棄道入佛的現象。杜乂“幼入玄門(道教)”,“黃冠之侶(道士)推其明哲,出類逸群”,擔任洛陽大恒觀主。他看到武則天崇奉佛教,于是“向佛而歸,遂懇求剃落”。[19]武則天親加恩準,把他轉入佛授記寺擔任寺主,法名“玄嶷”,寓意為道士中出類拔萃的聰明人。在印度雨季三個月中,僧眾游方乞食不方便,于是居住寺院中,專心修道,稱為“安居”或“結夏”、“坐臘”。安居結束,僧齡增長一歲,故僧齡稱為“僧臘”、“夏臘”。玄嶷成為佛教界的新手,資歷太淺,沒有地位,武則天甚至賜予他“夏臘”30年,使他“頓為老成”。[20]僧人封爵、賜紫、賜夏臘,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唐初,少林寺僧眾謝絕朝廷賜予官爵,玄奘對君王堅持自稱“沙門”而不稱臣,都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武則天對僧人加官封爵、賜紫、賜夏臘,從表面上看,是在提高僧人的地位,但實際上是動用皇權,干預、踐踏和破壞佛教的儀軌制度,把方外僧人納入國家的管轄之下,成為俯首帖耳的奴才。因此,武則天時期佛教地位貌似飆升,在某種意義上也意味著其地位的下降。
 
  武則天這樣做,一方面體現專制主義國家政權勢力的強大,一方面體現她不懂佛教的主張。佛教最基本的戒規是五戒,首列“不殺生”,武則天何曾理解、奉行過!她是一位鐵腕政客,殺人多如牛毛,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放過。她的兒媳皇太子(唐睿宗)妃劉氏、竇氏,被她所寵信的戶婢團兒誣告有厭咒行為,她根本不著手調查落實。長壽二年(693)正月初二(這時以上個年份的十一月為正月),這兩個兒媳來宮中嘉豫殿給她拜年,卻被她同時殺掉。她的這個窩囊兒子“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21]她的孫子邵王李重潤及重潤妹永泰郡主、永泰夫魏王武延基(武則天侄兒武承嗣之子)三人,私下議論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專政,長安元年(701),她“皆逼令自殺”。[22]她任用酷吏,濫殺無辜,更是家常便飯,因而兩《唐書》其本紀,通篇充斥著“殺”字。佛教認為戒定慧三學是達到解脫的手段,貪瞋癡三毒則是背道而馳的做法,因而倡導立三學、破三毒。其中“戒”是學佛者的入手法門,目的在于純潔身心,防范過失,與“戒”相對立的“貪”,指貪愛、貪欲,應該“以戒破貪”。“定”指奉佛者打坐靜默,調練心意,專注于一境,產生佛教智慧,正確觀悟人生,成就各種功德,與“定”相對立的“瞋”,指仇恨和損害他人的心理,應該“以定破瞋”。武則天何曾理解、奉行過!她對權勢的貪婪占據,其欲望達到極點,兒輩影響到自己欲望的實現,她便對他們或殺戮或廢黜。在殺掉裴炎、徐敬業、程務挺等人后,她對群臣要挾說:“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早為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嚇得群臣不住磕頭,不敢仰視,一致表示“惟陛下命”。[23]武則天這么多身口意三惡業,哪有學佛人的慈悲心腸、平和心態!
 
  武則天盡管宣布佛教排在儒教和道教之前,實際上卻沒有讓佛教完全占上風。如意元年(692),她在洛陽舉行盂蘭盆會。盂蘭盆會是依據佛教故事,結合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主要成分孝道,而舉行的佛事活動。《佛說盂蘭盆經》說:佛的大弟子目連看見自己的先母在餓鬼道受著饑餓的煎熬,自己無力解救,就向佛請教解救的方法。佛說:“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佛告訴他,施主只要在安居結束日七月十五設盂蘭盆,“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佛即命眾僧在受食前“為施主家咒愿”,便可藉眾僧威神之力,使施主“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生人、天中,福樂無極”。[24]我國設盂蘭盆會,始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以后漸成風俗,朝廷和民間都在七月十五日(中元節)舉行活動,以超度祖宗,報答祖德。時人楊炯《盂蘭盆賦》記載武則天這次盂蘭盆會的情況說:這位女皇帝頭戴通天冠,身佩玉璽,站在洛城南門樓上,主持大典。朝臣們肅穆地觀看,稽首再拜,說道:“圣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楊炯議論道:“夫孝始于顯親,中于禮神,終于法輪。……圣神皇帝于是乎唯寂唯靜,無營無欲,壽命如天,德音如玉。任賢相,惇風俗,遠佞人,措刑獄,省游宴,披圖箓,捐珠璣,寶菽粟,罷官之無事,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軌躅。”[25]楊炯希望武則天任用賢才,實行德治,發展經濟,體恤民瘼,節約開支,敦勵風俗,這完全是儒家的主張。這表明武則天尊崇佛教,卻不能不顧忌中國傳統文化和世俗政治,因而實際上首先突出的還是儒學。
 
  唐代科舉制中的制舉,是由皇帝根據實際需要,臨時設立科目,下制(詔令)考選人才的。長壽三年(694)開設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第二道策問試題問道:“我皇光膺天授,托降閻浮,弘八解之要津(達到解脫境界的八正道),啟四禪之幽鍵,濟含生(眾生)于彼岸,證圓果(證得佛果即圓滿、寂靜,不生不滅)于中天。紺宇(佛寺)巍巍,緇徒翼翼,莫不譽高澄、什(十六國時期高僧佛圖澄、鳩摩羅什),聲重安、遠(東晉高僧道安、慧遠),振三翻于辨囿,悟兩諦(佛教道理真諦、俗諦)于談筵。飛錫(錫杖)煙蒸,乘杯霧委,蘭艾(蘭花是香花,艾蒿是雜草)因而或揉,玉石由是難甄。跡雖選于玄關(已加入佛教),名乃編于白屋(白屋是世俗貧寒人的房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國家的憲章),將恐乖智海(指佛教)之弘規,匪提河(指佛教)之遺范。然則經行之所,在釋氏而含容;朱紫分區,談王化而期切。施張之術,去就何從?”[26]武則天崇奉佛教,佛教勢力急劇增長,和國家的利益產生矛盾沖突。如何控制佛教的發展,成為執政者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這場考試的命題,體現了武則天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從屬于世俗利益。
 
  佛教宗派三階教認為隋唐時期,從時間方面來說,是佛教的“末法”階段,從處所方面來說,是“穢土”,從人的根機方面來說,是“鈍根”。這種對現實的污蔑,引起朝廷的反感,隋唐政府多次下令取締三階教。武則天對于三階教的“末法五濁惡世”觀念和一些做法,同樣不能容忍。如意元年(692),她聽說三階教禪師法藏(與華嚴宗法藏同名異人)“解行精最,奉制請于東都(洛陽)大福先寺檢校無盡藏”。[27]證圣元年(695),她下令將三階教的典籍歸為偽雜符錄一類,予以取締。圣歷二年(699),又下敕限制三階教人的活動:“其有學三階者,唯得乞食、長齋、絕谷、持戒、坐禪。”[28]此外,武則天對“妖妄惑眾”的佛教徒,照樣嚴懲不貸。一個河內(河南沁陽市)老尼姑居住洛陽麟趾寺,自號“凈光如來”,自稱“能知未然”,武則天很相信和敬重她。這個尼姑白天吃素,“夜則烹宰宴樂,蓄弟子百馀人,淫穢靡所不為”。天冊萬歲元年(695),洛陽皇宮中的明堂被薛懷義縱火燒毀,老尼姑入宮慰問,武則天怒斥她道:“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于是將老尼及其弟子統統逮捕,“盡沒為官婢”。[29]
 
  通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可以認為:武則天崇奉佛教,但對佛教的原理、主張、制度、典故,并不怎么了解,甚至佛教中一些與政治并不矛盾的主張,她也不能奉行。她對于佛教,主要考慮利用,為自己改朝換代當皇帝服務,為處理軍國大事以及隨順民情服務,為自己祛病除災、延年益壽服務。她采取措施抬高佛教,卻無視佛教儀軌,以政權強行干預佛教,以至于對佛教施行踐踏和破壞,取消了佛教的相對獨立性,把佛教變成御用工具,把僧人變成皇家恭順的奴仆。在國情和儒家文化的制約下,她不得不讓佛教產生變異,以適應生存和發展。當佛教勢力過度滋蔓,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她也不得不考慮征求建議,限制佛教的發展。對于不愿意對國家歌功頌德的佛教派別,她照樣不喜歡,從而予以限制、取締。而對于妖妄惑眾的佛教徒,她照樣嚴懲不貸。這都體現了國家對所謂方外勢力的管束,體現了皇權的強大。這一切說明,武則天的宗教信仰和態度,不是純粹的個人意愿,既要受客觀形勢的制約,也要受其政治身份的制約。
 
  參考文獻:
 
  [1]《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附《薛懷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742頁。
 
  [2]《大正藏》卷十二涅槃部第387號經文。
 
  [3]《大正藏》卷十六經集部第660號經文。
 
  [4]《全唐文》卷九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8頁下欄。
 
  [5]《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本紀》,第115頁。
 
  [6]玄奘:《大唐西域記·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頁。
 
  [7]《全唐文》卷十,第47頁中欄。
 
  [8][10]贊寧:《宋高僧傳》卷五《周洛京佛授記寺法藏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89頁。
 
  [9]法藏:《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師子章》,《大正藏》卷四十五諸宗部第1881號經文,見方立天《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4頁。
 
  [11]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97、198、200頁。
 
  [12]張鷟:《朝野僉載》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16頁。
 
  [13]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一,第1031頁上欄。
 
  [14]《宋高僧傳》卷八《唐荊門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第177頁。
 
  [15]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大正藏》卷四十九史傳部第2035號經文。
 
  [16][18]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卷五十史傳部第2054號經文,見方立天《華嚴金師子章校釋》,第182-183頁。
 
  [17]《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凈傳》,第1頁。
 
  [19]《宋高僧傳》卷十七《唐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第414頁。
 
  [20]錢易:《南部新書》卷五,武漢大學出版社,文淵閣《四庫全書》原文電子版,1997-1998年,第335盤第2730號書,本卷第1頁。
 
  [21]《資治通鑒》卷二百〇五,長壽二年條,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6488頁。
 
  [22]《資治通鑒》卷二百〇七,長安元年條,第6557頁。
 
  [23]《新唐書》卷七十六《后妃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479頁。
 
  [24]《大正藏》卷十六經集部第685號經文。
 
  [25]楊炯:《楊炯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盧照鄰集·楊炯集》合刊本,1980年,第17頁。
 
  [26]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卷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127-128頁(出自《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九)。
 
  [27]王昶:《金石萃編》卷七十一《法藏禪師塔銘》,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年,第二冊本卷第1頁。
 
  [28]明佺:《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五,《大正藏》卷五十五目錄部第2153號經文。
 
  [29]《資治通鑒》卷二百〇五,延載元年條,天冊萬歲元年條,第6494頁,第6499-6500頁。
 
  (原載王雙懷、郭紹林主編《武則天與神都洛陽》,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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