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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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伽藍記》與北魏洛陽的佛教

   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以記載北魏洛陽佛寺為綱,兼及當時洛陽修寺造像、佛法靈驗、節日慶典、佛教交流等豐富多彩的佛教文化,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生動的佛教景觀,是我們研究北魏洛陽佛教的重要史料。筆者試以《洛陽伽藍記》(以下簡稱“《伽藍記》”)為中心,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北魏洛陽佛教的發展狀況。

 
  一、洛陽“大伽藍”的地理分布及其建筑特色
 
  佛教自東漢時傳入我國,到西晉懷帝永嘉年間,洛陽僅有佛寺四十二所。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北魏遷都洛陽,寺廟陡然增加,鼎盛時佛宇多達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伽藍記》分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五卷,記載寺廟84處,其中正記40處,附見44處(據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依據楊衒之的記載,我們可以正確地繪制出北魏京城地圖,再次還原出當年洛陽繁盛的佛寺建筑圖景。
 
  在《伽藍記》中,楊衒之不但對正記的40余座“大伽藍”的地理分布作了精確的記載,而且以生動精致的筆觸,巧妙地描摹出不同佛教建筑的構造之美,或宏麗,或精美,令人觀止。最為精彩的要數第一卷開篇對永寧寺塔的記述:
 
  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斛。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于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馀里。
 
  如此宏偉精麗的佛塔,確實是中國建筑史上的奇跡,以至于中國禪宗初祖達摩來游洛陽見到此塔時,歌詠贊嘆,合掌連日,稱“實是神功”。除永寧寺外,卷三城南的“景明寺”堪稱規模最宏大的寺院。景明寺系宣武帝于景明年間所立,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西面的御道向北直通宮城的閶闔門。楊衒之云其“東西南北方五百步”,房屋“一千馀間”。這樣的面積幾乎相當于洛陽城兩個坊里的面積,因為當時一個坊里也僅有“方三百步”。景明寺的建筑也極為精美。據《伽藍記》載,該寺“復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屋外雖歷冬夏,而室內卻四季如春。這樣高超的建筑技藝著實令后世的人們驚奇和贊嘆。寺院內的園林設計又與建筑相映生輝,“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因此楊衒之稱其“伽藍之妙,最得稱首”。
 
  如果說永寧寺塔象征著洛陽佛寺的雄偉高峻之美,景明寺展現了洛陽佛寺規模之壯觀,卷四城西記載的白馬寺則可見證洛陽佛寺歷史之悠久。白馬寺立寺的緣起是東漢永平年間漢明帝夢見一位高丈六的金神,于是派使者去西域求經像,三年后他們用白馬馱載經書佛像而回,故命此寺為白馬寺。白馬寺是中國漢地的第一座佛寺,被后世尊為中國佛教的“釋源”、“祖庭”。《伽藍記》記載白馬寺在城西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可由于后來洛陽城的西移,今天白馬寺的位置反而位于洛陽城東10公里處。楊衒之還記載說白馬寺內種植著西域來的奇樹異果,其中以安石榴和蒲萄最為珍貴,果實很大,“味并殊美”,名冠京城,成為皇家的貢品,當時流傳著“白馬甜榴,一實直牛”的諺語。在文獻記載上,漢末《牟子理惑論》、東晉袁宏《后漢紀》、南齊王琰《冥祥記》、梁釋慧皎《高僧傳》、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魏收《魏書》等書都提到過白馬寺,但對其具體位置都語焉不詳,《伽藍記》首次指明白馬寺的位置所在并對其作了較詳備的記述,實可補史料之遺缺。
 
  從《伽藍記》對諸多佛寺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北魏佛寺建筑已逐漸中國化。如印度佛寺往往寺院中心起舍利塔,但《伽藍記》記載的很多佛寺并沒有設立佛塔。這種情況當與北魏末年舍宅為寺的風氣有關。《魏書·釋老志》記載說:“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大量的私人宅第變為佛寺,就使寺院的建筑布局具有中國傳統民居布局的特點,寺院與民居一樣,以南北為中軸線,幾進院落,佛殿在中軸線上,周圍襯以假山、叢林、魚池、亭閣等,形成佛寺與私家園林相結合的格局。
 
  二、洛陽佛教的興廢與北魏政治之關系
 
  北魏洛陽佛教的繁榮,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早在北魏平城時期,歷代皇帝即大多對佛教禮敬有加(太武帝滅佛之前亦曾是佛教徒)。到孝文帝太和初年,“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兩千余人。”(《魏書·釋老志》)可見佛教在平城時代就已非常興盛了。孝文帝遷洛后,北魏王朝的佛教狂熱也隨之由平城移至洛陽,如宣武帝依平城武州山石窟寺式樣開鑿洛南伊闕山佛像(即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胡太后在熙平元年(516)按平城獻文帝所造的永寧寺式樣重建永寧寺。外國沙門來到洛陽目睹永寧、景明、永明三寺的勝狀,無不驚嘆說是到了“佛國”。這種盛況與孝文、宣武、孝明、靈太后等崇奉佛教密切相關。孝文帝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魏書·孝文帝紀》說他“善談老莊,尤精釋義。”他曾多次集名德沙門講論佛經。遷洛后,他以為祖母馮太后追福為名,率先在開陽門外修建報德寺。宣武帝“每年常于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義旨”。(《魏書·釋老志》)并修建瑤光、景明、永明等寺。靈太后先后在洛陽建永寧寺、秦太上君寺、秦太上公西寺等三寺。很多達官貴人為奉佛也不惜財物,如《伽藍記》卷二的正始寺,即為百官所立。寺內“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在上層統治者的倡導和影響下,崇佛之風日益盛行,成為一種社會時尚。
 
  同時,為取得統治者的支持,北魏僧尼常出入宮廷及貴族之門。如胡統寺諸尼“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無比也”。(《伽藍記》卷一)靈太后即是借佛教因緣而得以入宮的。由于佛教與政治的密切關系,佛寺往往成為政治失意者的避難所,乃至政變和軍事斗爭的中心。如孝文廢皇后馮氏,因與其姊爭寵失敗遂出家為尼;宣武皇后高氏為避靈太后迫害,居瑤光寺為尼;武泰元年,爾朱榮帶兵入洛,靈太后與明帝六宮皆落發為尼。瑤光寺是皇宮貴族女子出家的場所,“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發辭親,來儀此寺。”(《伽藍記》卷一)這其中雖不乏因信仰佛教而出家來此寺的,但因政治、人生受挫出家的當不在少數。齊承魏風,北齊后妃出家為尼者,史書記載的就有文宣皇后李氏、后主皇后斛律氏和后主皇后胡氏;齊武成皇后胡氏數次出入佛寺,甚至與沙門曇獻私通。后來唐代的武則天借佛寺完成身份的轉變,不能不說是受北朝此種風氣的影響。永寧寺在洛陽城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據《伽藍記》記載,北魏末年三次大的軍事政變均是圍繞此寺而展開的,一次是建義元年,爾朱榮入洛,領兵馬駐扎于此寺;一次是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入洛,亦在此寺聚兵;一次是永安三年,爾朱兆攻破洛陽,囚莊帝于此寺。
 
  北魏統治者政治和經濟上的大力資助,是洛陽佛教鼎盛的重要因素,而佛寺營建過度也造成北魏國力的衰落,促成佛教的盛極而衰。尤其是北魏后期爾朱氏之亂和高氏專權,許多佛寺及文物在戰爭中遭到破壞。如永安三年爾朱兆入洛,縱兵搶掠,胡騎數十入瑤光寺淫穢,很多寺尼被迫流散民間,當時京師有語云:“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又如《伽藍記》卷四記載,東漢以白馬馱來的佛經,北魏時在白馬寺中仍然保存完好。這批最早傳入我國、保存了460余年的珍貴佛教典籍,卻在天平初年被洛州刺史韓賢無故給破壞。(《北齊書·韓賢傳》)在眾多佛寺中,永寧寺塔的毀滅最具有象征意義。這座洛陽最雄偉的佛塔毀于永熙三年的一場大火,《伽藍記》詳細地記述這座佛塔被燒毀時的悲壯情境:“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就在這年的十月,京師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盛極一時的北魏洛陽佛教似乎也隨著北魏的滅亡走向生命的盡頭。
 
  三、佛教風俗對洛陽社會生活的影響
 
  由于佛教的廣泛傳播,佛教習俗也開始影響到洛陽的社會生活。傳說夏歷四月初八日為釋迦牟尼佛誕生日,佛教界每年的這一天要舉行隆重的“行像”儀式。北魏時這一風俗也傳至洛陽,據《伽藍記》記載,洛陽的佛誕慶典隆盛而活潑,如卷一“長秋寺”條:“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彩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卷二“宗圣寺”條:“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是日,皇帝也要到宮城門樓上散花禮敬:
 
  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云,幡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卷二“景明寺”條)
 
  這真是一幅北魏洛陽的清明上河圖。將佛像迎出寺外,游于都市,梵樂法音伴奏于其中,吞刀吐火、彩幢上索等民間雜藝也加入這熱鬧的行像行列,整個洛陽城萬人空巷,觀者如堵,甚至時有踩踏事件的發生。宗教信仰活動與民間百戲交融在一起,足見洛陽佛教世俗化和民眾化的色彩。
 
  南北朝時期,北方佛教重實踐修行,與江南佛教崇尚繁瑣的義理不同。傳教者往往通過佛法靈驗、巫術神咒等手段來征服信眾。《伽藍記》在這方面有很多記載。如卷四“永明寺”載奉朝請孟仲暉造一尊佛像送給陳留王景皓。后來此像突然顯靈,每夜繞佛座行走,四周留下了許多足跡,引起眾人前來觀看。由此引發很多人皈依佛門。卷四“白馬寺”記有沙門寶公善于推算未來之事,靈太后聽說后,問以世事。寶公說:“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解其義。建義元年,靈太后被爾朱榮所害,人們才明白這句話原來是把江山都給了爾朱氏的意思。卷四“法云寺”記沙門曇摩羅“秘咒神驗,閻浮所無。咒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為驢馬”,見者莫不害怕。“京師僧人愿學胡法者,皆從其受持。”等等諸如此類記載甚多。
 
  佛法靈異之事可以說讓一般民眾深信不疑。因此他們也大多把崇奉佛法、立寺造像當做一種善舉,并渴望通過這種行動為自己贖罪祈福。在《伽藍記》中,除皇家貴族立寺外,平民立寺者也不少見,如卷二載孝義里太常民劉胡兄弟以屠為業。因殺豬,忽聞豬張口乞命。胡即舍宅為歸覺寺。又卷四記京兆人韋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人,韋英“白日乘馬來歸”,指責梁氏負心,梁氏惶懼,遂舍宅為開善寺。這些都反映了普通民眾好生惡殺、善惡有報的宗教觀念。
 
  四、北魏洛陽的佛教文化交流
 
  《伽藍記》記載了西域沙門來中土,以及中原僧人西行求法的事跡。當時來洛陽的外國僧人很多,以致北魏政府不得不專門為之立寺。如宣武帝所立永明寺即是為異國僧人修建的佛寺,卷四“永明寺”記載了當時這一盛況:
 
  佛法經像盛于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亙,一千馀間。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階砌。百國沙門,三千馀人。
 
  僅永明一寺就有外國沙門三千余人,可見當時來洛陽的外國沙門如此之多。除此之外,洛陽還有外國沙門自立的佛寺,如菩提寺和法云寺即為西域僧人所建。在這些外來僧人中,不乏一流的高僧大德,如菩提拔陀、菩提達摩、菩提流支等等,這說明洛陽已成為國際性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伽藍記》卷五載北魏神龜元年,靈太后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求經之事。宋云、惠生歸來后作《宋云家記》、《惠生行記》,此為洛陽與西域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與之同時,洛陽的佛教文化也反過來影響到西域。如《伽藍記》卷四記載的融覺寺僧人曇謨最,菩提流支讀完他撰寫的《大乘義章》后,“每彈指贊嘆,唱言微妙”。立即翻譯為“胡書”,傳之于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拜,號曇謨最為“東方圣人”。
 
  綜上所述,《洛陽伽藍記》為我們保存了極為豐富的北魏洛陽佛教史料。透過它承載的歷史信息,我們可以再現一千四百余年前那個時代輝煌燦爛的洛陽佛教文化;同時也不難看出,北魏統治者所倡導的佛教風尚,對河洛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原載《文史知識》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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