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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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與河洛文化

 在河洛地區,出了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他們有的是土生土長的河洛人,有的是在河洛地區長期居住工作,受河洛文化的熏陶而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文化名人:如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蘇秦、呂不韋、商鞅、賈誼、晁錯、許慎、張衡、蔡邕、張仲景、蔡琰、竹林七賢、江淹、鐘嶸、庾信、玄奘、吳兢、姚崇、張說、張遂(一行)、杜甫、韓愈、劉禹錫、李賀、白居易、李商隱、司馬光、二程、岳飛、何大復、朱載堉、侯方域、李綠園等。在這些文化名人中,最耀眼的是詩圣杜甫,他是1961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被列為1962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

杜甫是典型的河洛人。唐玄宗太極元年(712年)正月,他出生在黃河與伊洛河交匯處北邙山下的一個小村莊(今河南鞏義市站街鎮瑤灣村)里。他的十三世祖是西晉名將當陽侯杜預,他的曾祖杜依藝任鞏縣令,遂遷居鞏縣。他的祖父杜審言是唐初著名詩人。在世代“奉儒守官”家學教養與河洛文化熏陶下,杜甫成長為唐代河洛文化最優秀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文化觀念和文學創作與河洛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文化血緣關系,河洛文化在杜甫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記。
 
一、杜甫思想與河洛文化
 
杜甫從幼年起,直到他三十五歲移家長安,就一直生活在河洛地區的鞏縣(今河南鞏義市)、洛陽和偃師。他青少年所受的教育,一直是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教育。他念念不忘自己“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家學素業,以“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進雕賦表》)為榮耀。他以“應須飽經術”(《又示宗武》)、“法自儒家有”(《偶題》)來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兒子,可見在杜甫的思想中,儒家的思想觀念是一直占著主導地位的。杜甫對他的先祖杜預,不僅是對他的功業十分敬仰,對他的儒學成就更是崇拜。杜預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后來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對后世影響很大。杜甫對于這位先祖在文化中的千秋功業更是引以自豪。其實,在河洛文化中,儒學一直是首要傳統。儒家所謂的“三王之道”就是夏禹、商湯、周文武三王的家族宗法思想,即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臣父子之道,一直都是儒家學說的主干。而孔子所說的“天下歸仁”、孟子所說的“仁政”、“王道”,也是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這些都是河洛文化思想的核心。周公所制之禮,也是圍繞著這個核心而制定的。東周和東漢都是以洛陽為都,孔子曾到洛陽向老子問過禮。西漢時的潁川(今河南禹州市)人晁錯,曾向伏生學古文《尚書》。洛陽人賈誼,在《過秦論》中,以儒家的仁政批判秦始皇的暴政。東漢時期的都城洛陽,形成了儒家學說的研究和傳播中心。當時的馬融、鄭玄都是一代儒學大師。馬融曾在都城洛陽設帳講學,帳下有經生上千人。鄭玄在洛陽從師于馬融十多年,回鄉時馬融送他說:“吾道東矣。”后來他收徒也多達千余人。東漢末的大儒蔡邕,曾校定六經文字,并手書六經刊于石上,豎立在洛陽太學門外,人稱“熹平石經”,使漢代的經學成為一代之盛。北魏孝文帝是崇儒的,河洛地區的儒學也非常興盛,《 北史·儒林傳》序中說:“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于毛公,《禮》則同尊于鄭氏。”自東漢至隋唐,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儒學的傳統一直續而未斷。隋末的大儒文中子王通,居住在離河洛不遠的河汾地區,開帳授徒,他的弟子后來大都成了唐代的開國之臣,如房玄齡、魏征、陳叔達等都是深通儒術的。他們對唐太宗以儒治國,起了很大的作用。隋代洛陽人元善“通五經,尤明左氏傳”(《隋書》卷七五),唐初洛陽人徐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新唐書》卷一九八),唐初太宗詔顏師古校定五經文字,孔穎達注《五經正義》,作為儒學的統一教材,在東都洛陽設國子監、太學,對河洛的儒學起著推動的作用。杜甫就是在儒學的家學淵源與河洛儒學傳統的文化氛圍中,接受儒家思想文化影響的,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報國壯志,“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每依北斗望京華”(《秋興八首》其二)的憂國憂民情懷,就是他儒學家學的培育與河洛儒學文化傳統影響的結果。
河洛文化是一種綜合型的多元文化。除了儒家文化之外,道家文化與佛教文化在河洛地區也是源遠流長的。道家的祖師老子與莊子,都是中原人。老子,陳國苦縣(河南鹿邑)人,曾長期在東周都城洛陽任周王室柱下史,他西出函谷關(在河南靈寶縣境內)時應關尹喜之請,寫了《道德經》五千言,后來成了道家與道教的主要經典。老子由人道窺天道,總結出天地萬物及其規律為“道”的高度概括,具有極強的哲理抽象性和思辨性,使中國哲學上了一個極高的層次。蒙(在今河南商丘境內)人莊周,在老子的道家學說的基礎上,極力發揮,著重闡發“物我為一”的天人合一的道學內涵,強調人的思辨的精神自由性,將神游物外的主觀哲學發揮到了極致。老莊的自然哲學說與精神自由說,對儒家的宗法倫理說與社會秩序說,是一個極好的補充,儒道互補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構架。因此,它與儒家學說對世人同樣有極大的影響。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外來宗教,、東漢永平年間,天竺僧人竺法蘭和迦葉摩騰,白馬馱經,來到了東漢都城洛陽,在洛陽城西門外建立了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后世稱白馬寺為佛教祖庭。佛教在與魏晉玄學的融合中,產生了中國的禪宗。天竺僧人達摩,北魏孝昌四年(527年)入主篙山少室山下的少林寺,開創了中國的禪宗教派,因此,少林寺也被稱為是佛教禪宗的祖庭。佛教的禪悟與慈善,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維與道德起著輔助的作用,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唐代河洛地區還出了不少著名的道家思想家與佛教高僧。最著名的有道教正一派第四代傳人溫(今河南溫縣)人司馬承禎,他曾多次出入宮廷,受到武則天、睿宗和玄宗的尊崇,成了帝王之師。他的“坐忘論”使唐代的道教理論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對盛唐道教的興盛影響很大。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縣)人玄奘,在貞觀三年(629年)獨自一人越過渺無人煙的戈壁沙漠和萬水千山西行到天竺國求法,經過十七年的千辛萬苦,求來了657部佛經,花了十九年功夫翻譯了《大般若經》等75部,共1331卷佛經,并建立了中國佛教的唯識宗。在河洛地區還有許多道教、佛教名勝,全國聞名。在道教方面有唐代洛陽的玄元皇帝廟、濟源王屋山的陽臺宮和篙山下的篙陽觀等。在佛教方面有龍門的奉先寺,篙山的永泰寺、法王寺、篙岳寺,鞏縣的石窟寺等。杜甫在青少年時代就接觸過道教與佛教,寫了《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游龍門奉先寺》等詩。天寶三載,李白辭京還山,路過洛陽時與杜甫相會,杜甫想追隨李白一道去“相期拾瑤草”,去求仙學道,他還與李白結伴一起到王屋山的小有清虛洞天訪問過道士華蓋君,因華蓋君已死,才打消了他求仙學道的念頭。杜甫的晚年思想上有受佛教禪宗思想影響的痕跡。他曾說過:“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可見佛教思想對他的影響之深。這與他早年受到河洛地區道教與佛教文化的影響有關。
 
二、杜甫詩歌與河洛詩學
 
河洛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河洛地區的詩學也一向處于領先地位。堯舜時代的《擊壤歌》,《周易》中的古謠諺,連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經》都是以韻語寫成的。《詩經》中的十五國風,大部分都是中原地區的民歌,《周南》和《召南》更是河洛地區的詩歌。漢代的樂府詩,也大多是收集河洛地區的民歌,如《東門行》、《戰城南》、《飲馬長城窟行》等。東漢的五言古詩《十五從軍行》、《古詩十九首》等,也多是寫于洛陽附近。東漢的詩人張衡(南陽人)、蔡文姬(陳留人,今河南開封東)、魏晉北朝時期的詩人阮籍、左思、庾信等人,他們或是河洛地區的人或是長期在洛陽任職,他們的詩歌都對杜甫的詩歌創作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如杜甫的舊題樂府詩《前出塞》、《后出塞》、新題樂府詩《麗人行》、《兵車行》、“三吏”“三別”等的創作,都受到漢樂府《東門行》、《飲馬長城窟行》及古詩十九首現實主義詩風的影響。蔡文姬的《悲憤》詩、阮籍的《詠懷》詩、左思的《詠史》詩、庚信晚年在北朝的詩歌對杜甫的詠懷、詠史及近體詩的創作,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左思的《三都賦》對杜甫的賦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初唐詩人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說等詩人,在武周時期都曾在洛陽朝中任職,他們在近體詩的創作方面都起著開創作用,對杜甫的五七言律詩及排律的創作,起著示范作用。杜審言是杜甫的祖父,他是初唐“四友”之一,五律和排律在他的手中基本上已經定型,七律也有開創之功。他的五律《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一詩,被明人胡應麟評為初五言律第一(見《詩藪》內編卷四)。杜甫對這位詩人祖父充滿著敬佩與自豪,曾屢次在自己詩中表達“吾祖詩冠古”(《贈蜀僧閭丘師兄》)、“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的《守歲侍宴應制》、《大酺》己是格律謹嚴的七律詩。他的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是首長達四十韻的長律,為初唐最長的排律。杜甫在《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中曾提到這首詩說:“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對詩的藝術成就作了高度的評價。與杜審言同朝為官的沈佺期(河南內黃人)、宋之問(河南靈寶人),皆是律詩的奠基人,初唐律詩的完善和定型基本上都是在他們手中完成的。陳子昂雖然不是河洛地區的人,但他長期在武則天朝中任職,與河洛詩人關系密切。他是初唐詩人中以“復古”為革新的旗手,他提倡漢魏風骨和“興寄”,為盛唐詩人以骨力雄健、氣象恢弘的詩風開辟了方向,他的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為杜甫的富有思想內涵和風格沉雄雅健的詩風,有著深刻的影響。他的五律詩,也對杜甫律詩的創作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洛陽人張說,身居宰相高位,是盛唐一代文壇盟主,對盛唐詩的興盛和發展,起著巨大的組織和推動作用。洛陽人王灣,他的《次北固山下》一詩,久負盛名,張說曾將其詩中“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書寫在政事堂的屏風上,以示能文,令為楷模。盛唐時中原詩人名家輩出,如崔顥(汴州人)、李頎(河南潁川人)、祖詠(洛陽人)、岑參(南陽新野人)、賈至(洛陽人)、劉方平(洛陽人)等。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對杜甫產生影響。如賈至、岑參還與杜甫在肅宗時同朝為官,相互酬唱,同題賦詩。
盛唐河洛詩人群元結(河南魯山人)、王季友(洛陽人)、張彪(潁、洛間人)、孟云卿(洛陽人)等人都對杜甫的注目現實,關心民瘼的憂國憂民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元結是這派詩人的領袖人物。杜甫對他特別贊賞。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序中對元結的《舂陵行》詩贊道:“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委婉頓挫之詞”,將元結這派關心民間疾苦的現實主義詩人引為同道和知己。
總之,杜甫的詩歌家學淵源及河洛地區的注目現實、關心民瘼的現實主義詩學傳統和河洛詩人對近體詩形式格律的探索與貢獻,對杜甫現實主義寫實風格的形成及近體詩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起著重要的奠基與詩學文化氛圍的熏陶作用。
 
三、杜甫在河洛地區的詩歌創作
 
杜甫在天寶十一載以前,寫詩約有一千多首。他在《進雕賦表》中說:“臣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余篇。”可惜這些詩后來大都失存了。在他的詩集中,在其家鄉河洛地區所作的詩歌,只有三十余首。他在天寶四載入長安之前的詩作,現存二十七首,大部分都寫于河南。
杜甫少年時期所作的詩今皆不傳。從他后來的回憶可看出,他早年主要是讀書與學習寫詩。他晚年在《壯游》一詩中回憶說:“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到了十四五歲,他已頗為文壇宿儒所注目:“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崔、魏是指當時的鄭州刺史崔尚和豫州刺史魏啟心。十四五歲即能夠得到鄭州與豫州兩位刺史的贊揚,可見杜甫這位少年詩人,在當時是非常杰出的。當時的名士李邕和王翰曾經屈駕與少年杜甫交往:“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杜甫對這幾位伯樂識人的前輩,心懷感激。其實,杜甫雖少年老成,但仍是個孩子。他常與家鄉的村童一起玩耍:“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百憂集行》)杜甫少年喪母,有很長時間在洛陽仁風里的二姑家寄養。他對洛陽的風光名勝十分熟悉。洛陽龍門奉先寺的盧舍那大佛在杜甫看到時才竣工五六十年。當時龍門的許多佛寺建筑都是十分壯麗的,給杜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龍門》)他還在龍門奉先寺住了一宿,寫下了《游龍門奉先寺》詩一首。他還游過洛陽的玄元皇帝廟,在廟中他看到了盛唐時著名畫家吳道子的道教壁畫《老子化胡經》及“五圣真容圖”:“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揚。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墻。五圣聯龍滾,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旗盡飛揚。”(《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此間,他還與當時的名流與達官結交,曾經到洛陽岐王李范與崔滌宅邸中去聽著名的宮廷歌唱家李龜年唱歌。杜甫晚年在長沙見到了流落在那里的李龜年,曾寫下了一首詩《江南遇李龜年》,詩中寫道:“岐王殿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回憶了當年在洛陽的事。杜甫青年時期所作的《房兵曹胡馬》、《畫鷹》、《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假山》).《重題鄭氏東亭》也都是河洛之間的作品。《房兵曹胡馬》、《畫鷹》等詩與《望岳》一樣,都是杜甫青年時期的代表作品。詩中充滿著許身報國,馳騁風云,鷹揚九州的雄心壯志和遠大理想。
天寶三載,李白辭京還山,在歸途洛陽遇到了杜甫。兩人一見如故,成了至交。杜甫見到李白感到十分高興,在他后來在《寄李白二十二韻》中高興地說李白“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二人后來結伴一起到梁宋去游覽,在開封遇到了在此游歷的詩人高適,三人一道登吹臺飲酒賦詩,慷慨懷古。李白作有《俠客行》、高適作有《古大梁行》。杜甫當時作的詩沒有流傳下來。在他后來所作的《遣懷》詩中回憶道:“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之后,杜甫還同李白、高適一道同游宋城(今河南商丘市),一起憑吊梁孝王的梁園平臺遺址,圍獵孟諸野大澤。李白有詩《梁園吟》、《秋獵孟諸野》等詩,高適有《宋中》等詩記其事。杜甫后來回憶道:“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云來。桑枯葉如雨,飛藿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余哀。”(《昔游》)后來,李白、杜甫與高適告別,還一同游了任城(今山東濟寧)和兗州,甚為快意。天寶四載秋,二人在兗州泗水邊依依惜別,李白寫了一首《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一詩相贈,杜甫此間也寫了一首《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的詩。并寫了《贈李白》一詩相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二人分手后,從此便再沒有見面。
天寶五載,杜甫全家去了長安,從此離開了河洛故鄉,開始了長安十載“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的客居生活。直到安史之亂后的乾元元年(758年),杜甫被貶官華州司功參軍,其年冬,他離開華州,回洛陽探親。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河洛故鄉。
在由從洛陽回到華州的路上,杜甫途經新安、陜縣、靈寶、潼關等地,親眼目睹了家鄉父老飽受安史之亂的苦難生活與兵燹之災,使他寫下了《贈衛八處士》、《觀兵》、《得舍弟消息》、《不歸》、《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云卿》、《閿鄉姜七少府設膾戲贈長歌》、《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李鄂縣丈人胡馬行》、《洗兵馬》,“三吏”、“三別”等詩篇。在這些詩中,大都寫親友在戰亂中所受兵燹與家庭別離之苦,朋友相聚之難,官府抓丁之慘狀,百姓渴望平叛之殷望。其中《贈衛八處士》中寫戰亂中親友死亡過半,朋友相見恍如夢中,“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是何等感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好不容易見面,就又要匆匆離別,從此相見無日矣。寫出了戰亂中人民的大悲大哀,真使人“欲歌、欲哭”(《唐詩歸》評語)。《洗兵馬》一詩,是杜甫在洛陽聽說長安收復的消息后而作的。詩中既有對平叛勝利消息的過于樂觀的估計,對刀劍化耕犁的美好愿望,更多的是對朝廷小人竊位、朝政腐敗的無限憂慮。這是一首表現杜甫高度的愛國主義和清醒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好詩,在藝術成就方面,它既有七言古詩的瀏漓頓挫,縱橫排宕,又“句似排律,自成一體”(《杜臆》卷三),此詩被王安石譽為是杜詩的“壓卷”之作。
“三吏”、“三別”這組詩,是杜甫的偉大的現實主義杰作。在這組詩中,杜甫既揭露了胡兵在安史之亂中對人民群眾燒殺搶掠,造成村廬成墟,生靈涂炭的罪行,又暴露了官府在征兵過程中對百姓的兇殘暴虐行為。他對征兵的百姓十分同情,此為憂民;又希望百姓能夠體諒國家的困難及征兵御敵的必要,此為憂國。這二種思想感情是十分復雜和矛盾的,難得的是杜甫能夠將二者十分成功地兼顧在一起,既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真實的社會現實,又恰切地表達了人民大眾在國難當頭之時的識大體,顧大局的愛情主義高尚情操。這些詩寫得既符合歷史真實,又表達得合情合理,思想感情寫得是如此的深刻真誠,內容與藝術形式結合得如此之完美,一千多年來不知感動了多少讀者。現代著名的杜詩專家蕭滌非先生評價說:“從杜甫本人創作過程來說,則是他現實主義的一個光輝頂點,是他那‘窮年憂黎元’的進步思想和‘毫發無遺憾’的藝術要求高度結合的典范。”(《杜甫詩選注》第112頁)
杜甫的詩歌創作是從其河洛家鄉為起點的,他從一個普通詩人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杰出詩人的飛躍,也是在河洛故鄉的土地上完成的。他的成長和成名,他在詩歌創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都與養育他、滋潤他的河洛大地與河洛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河洛家鄉與河洛文化是杜甫詩歌的“源”和“本”。
注釋:
[1]經考古證明,夏朝大禹始都陽城(今河南登封),后遷陽翟,(今河南禹縣)均距洛陽不遠。夏啟之子太康,都斟鄩(今河南偃師縣二里頭村)。商滅夏后,都西毫(在今河南偃師尸溝村),離夏都斟鄩不遠。斟鄩和西毫均屬河洛地區。周武王滅商后,起初準備在洛陽建都,“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左傳》宣公二年),后成王即位,“使召公復營洛邑”,洛邑分為主城與下都二部分,下都亦名為成周。從成王起,西周有十代帝王曾來洛邑居住并施政,西周實行的是一國兩都制。
Abstract
Du Fu is the person of the area of He-luo. His thought and poems is affected by the culture of He-luo and the tradition of poetry deeply. He has lived 35 years in the area of He-luo, setting and forming his writing or painting realistically poetry's style of realism for concerning to the societal flesh and blood with the people's sufferings. He has written a passel of preeminence works for reflecting the societal flesh and blood.The home in He-luo and the culture of He-luo are fountain and root of Du Fu's poetry.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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